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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类有关论文范文文献,与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相关论文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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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道德尊严,而且,仰赖于这样的道德尊严.毕竟,理想而言,“现代中国”作为民族理想和公民理想的交会之所,理当成为全体公民和平共处的共和家园,一个家国天下的共同体,使得国家建构的努力同时是一个兑现民族理想和落实公民憧憬的双重政治建构进程.这也就是“双元革命”的基本用意.优良政体作为这一政治建构进程的核心,是建构“民主国家”的栋梁.晚近中国百年转型追求的重点在此,从来就处在这一交会的中心,将眼前现实政制和浩远政治理想的参差表露无遗,使政制功利与政治公理的格辐辏一体.就此而言,建成优良政体同样是,或者,更加是“现代中国”最终完满呈现的加冕典礼.在此,考虑到今日中国依旧处于改革的中途,一个结束前的收束时段,半新半旧,因而,以公民理性救济国家理性,用优良政体承载国家理性,构成了刻下中国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探寻优良政体的一条可欲进路,以及获秉与维持政治正当性的现实与历史条件等诸项考量中的一个必然选项,更是力保这个叫做“中国”的政法时空成为亿万公民和平共处的惬意居所的政治社会基础.无此优良政体,则建设“现代中国”、长逾一个半世纪的长程中国革命将顿失意义.一日无此优良政体的确立,则一日难言转型的完成,更难言“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的挺立.而且,归根结底,没有优良政体作为制度支撑,一切有关政治共同体的理想均无落实的现实基地,寄托其上的理想而惬意生活的可能性更将不复存在.顺此思路往下,将论域拓展至国家间政治,从我个人津津乐道的“自由民族主义共和法理”来看,中国文明视野下的普世观念和世界公民宪法秩序,庶几为此“中国时刻”提纲挈领,可能是这样一个“中国时刻”里不可或缺的正当性之维.缺失了这一维,则无法标领世界历史精神和世界历史潮流.秋风教授的感慨,我也同意,并常常为此而感喟,即“世界历史”范畴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对于人类进程主导权的争夺,因为“时间”之变为“历史时间”,如同“历史”之进入“世界历史”,均为一种主观创造,而非所谓“客观存在”.因而,如何讲述时间的故事,才是一个文明的劲道和意义所在.[13]黑格尔说,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个合理的过程.在同一本书中,他又说,景象万千、意态纷纭的世界历史是精神的发展和实现的过程,而“自由的概念”的发展,构成了历史的主线.就此而言,接着往下说,不妨说,如何讲述时间的故事,就是如何讲述自由概念作为近世人类的精神命脉的进程,则普世观念和世界公民宪法秩序及其内政建构,是此刻往下的一两代人,中国的读书人,有些抱负的读书人,必将要面临和解决的大是大非.“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所系非止于此,而尤重在此矣.
（相关简介：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系作者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首届知行思想年会上所作的论文全文.限于篇幅,仅保留部分注释,有需要全部注释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注释
[1]即以不久前去世的英国左派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历史著述为例,在《极端的年代》中,他以欧美时间为原型,将二十世纪细分为“灾难时代”（1914～1949）、“黄金时代”（1949～1970）和“危机时代”（1970～1991）.其中,后两个“时代”对于中国和多数东亚国族来说,实属牛头不对马嘴,其之无法综理当地情势,至为显然.实际上,对于中国和东亚来说,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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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黑格尔的理念中,历史在1806年就已经终结了.科耶夫通过阐释黑格尔而确信,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降临实现了“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国家憧憬,从而得以运用普遍的平等认可取代主奴关系,一举解决了承认问题,历史似乎从此终结.所以,在1955年5月16日致卡尔施米特的信中,科耶夫写道：“现在,我相信黑格尔完全正确,我也相信,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拿破仑之后,历史已经终结.”分别参详【法】亚历山大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页203；邱立波编译：《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页3.
[3]例如,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就曾指出：“在当今这样构成的世界里,我们怎么能心安理得地在讲授十分之九的篇幅中只介绍世界上四分之一居民的那种历史观呢?”毋宁,时代需要一种新型历史观,在他看来,“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于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文明的经历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参详氏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有关于此,拙文“以优良政体承载国家理性”略予梳理,载《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5期,页102以下.未刊拙文“现代中国：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对此专门详予论述.
[5]【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页54.在同一节文字中,黑翁喟言：“当一个民族脱离了它的具体生活,当阶级地位发生了分化和区别,而整个民族快要接近于没落,内心的要求与外在的现实出现了裂痕,而旧有的宗教形式已不复令人满足,精神对它的现实生活表示漠不关心,或表示厌烦与不满,共同的伦理生活因而解体时,――哲学思想就会同时出现,精神逃避在思想的空旷领域里,它建立一个思想的王国以反抗现实的世界.”因而,“它是最盛开的花朵,它是精神的整个形态的概念,它是整个客观环境的自觉和精神本质,它是时代的精神,作为自己正在思维的精神.”在此,置于“中国”这一生活世界的对应关系之中,只要将“哲学”改为“中国意识”,其所状述者,亦称恰切.同上,页54～56.
[6]有关“俄国意识”,参详马寅卯：“俄罗斯理念：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载《浙江学刊》2007年第5期；祖春明：“‘俄罗斯意识’的建构特征――再看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10期；白晓红：《俄国斯拉夫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7]近期美国外交用语从pivot改为rebalance,似乎反映了某种心态调整迹象,可为一例.
[8]在作此判认后,秋风教授喟言：“只不过,中国精英群体或者拒绝承认一点,或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但缺乏具有道德感召力的蓝图.”既然连“蓝图”亦且尚付阙如,何谈坐实了蓝图之后方始兑现的“中国时刻”呢?很显然,秋风教授在此连形式逻辑的自洽也没做到.参详秋风：《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9]秋风教授以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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