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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类论文范例,与红山文化的遗产价值相关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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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以及聚落形态变化,代表了世界史前建筑史的一个高峰.在聚落选址方面,红山文化时期聚落多选择在靠近水源地附近的二级台地上,并且多面向阳坡,形成依山傍水、靠近水源的趋势.这是因为靠近水源易于获取资源,同时聚落的营造是为了贴近自然,“以山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建构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聚居空间体系.
在聚落布局方面,以红山文化聚落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聚落形态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直接吸收了西辽河地区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的聚落特征,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来自东北平原诸多原始文化及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特征的影响.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兴隆洼一期聚落为代表的兴隆洼文化时期聚落分为环壕聚落与非环壕聚落.所有的房址均沿西北――东南方向成排分布,除聚落中心部位的特大型房址外,每排中各有一座中心性大房址.居住区的外侧环绕一道近圆形的环壕,并留有出入口.房址居住面在原浅黄色生土地面上直接踩踏而成.灶址均为圆形土坑式,系在居住面直接挖成,底面及灶壁多经过抹泥处理,经过长期火烧,已变成砖红色或红褐色.兴隆洼与兴隆沟聚落遗址的特征在红山文化聚落遗址中得到了继承.从聚落布局看,红山文化环壕聚落与非环壕聚落并存.红山遗址第一地点位于红山第二峰东南侧的坡地上,东侧为西水地村,西南部地势较高,东北部渐低.魏家窝铺遗址是目前国内外发现的规模较大、保存最完整、发掘面积最大的红山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遗址总面积9.3万平方米,外围有呈不规则长方形的环壕,环壕内为主要生活区,主要遗迹单位有房址、窖穴、灰坑等.房址数量较多,且成排规律分布,基本呈西北――东南向排列.所发现的房址皆为半地穴式,平面形状呈圆角长方形、梯形或平行四边形等.房址门道大多向南,较好的房址踩踏面为碾碎的料疆石与草拌泥混合而成,大部分为生土铺面,部分经过火烤.发现的房址朝向大致可分为西南和东南两大类,少数房址朝向西,绝大多数房址的门道与火道朝向一致.魏家窝铺遗址发现面积最大的房址F18.F18朝向西南,面朝着一个小型的空场,其东、西和北边各发现有数座西南向房址,以F18为中轴线东西向成排分布.以F18为中心的几座房址围绕成“院落”,可能体现出当时的社会结构方面的信息,说明以魏家窝铺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聚落也可能存在多个由不同大小的房址组成的单元或中心.魏家窝铺聚落保持着西辽河地区新石器时代房址成排分布的个性,同时,吸收了其他地区的聚落建筑技术.这说明,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保留着以筒形罐为代表的西辽河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传统,还接受了来自燕山以南的中原地区后冈一期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影响.
在环壕功能方面,经过有序的规划布置,各个遗迹单位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红山文化后期,环壕聚落形制开始由圆形向方形转变.如敖汉旗境内调查到的红山遗址,有环壕者约占十分之一,多为方形或长方形,门均开在向阳一侧.已经发掘的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为长方形环壕聚落,西台遗址则是由两条围沟圈绕成两个紧相连结的长方形布局形成的凸字形环壕聚落,总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在聚落的东南,留有出入的通道.红山文化这种方形或长方形环壕聚落是一种新兴的、进步的聚落形态,是我国的聚落形制由史前的圆形或椭圆形向青铜时代的方形或长方形城堡演变的过渡形态.因此,从红山文化这种方形或长方形环壕聚落,可以捕捉到文明社会即将到来的历史信息.
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分布特征表明,红山文化中、晚期,西辽河地区的聚落遗址骤然增多,出现了具有成批规模的聚落群体.这时的红山文化遗址是以河流为纽带成群分布,河与河之间的分水岭地带很少见到有遗址分布.这些群体内部,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可以认为,红山文化中、晚期时期,随着聚落群体的涌现,中心聚落的存在,早已不属个别现象,而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要潮流.在早期定居村落出现之际,人们都是聚族而居,一个血缘系统便构成一个基本单位,与社会组织形态相适应的人文景观便是一个个分散的平等的村落.中心聚落的出现,则意味着若干村落中居住着的不同血统的人群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社会共同体,是当时的社会组织开始发生了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和蜕变的具体反映.“红山文化时代的聚落呈有规律地成群分布,意味着部落联盟意义的社会组织及其社会功能的客观存在,而中心聚落的普遍产生,则标志着最初意义上的城乡分化的出现,那些分别簇拥着各自中心聚落的大大小小的聚落群体,构成了西辽河地区早期出现的凌驾于部落组织之上的古国形态.”[3]
红山文化时期的科学和艺术成就引人注目,科技价值推动了社会发展,艺术价值完整地展示了社会繁荣和先民智慧.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群及其周围的红山文化祭祀遗迹的发现,昭显当时建筑规模之宏大、气势之雄伟、组合之完整,不仅在中国是超群的,就是与世界上古史中著名的遗迹相比,也毫不逊色.
正是由于红山文化是独特的文明,完整体现了历史的、艺术的、科技的价值,所以,“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辽西地区曾先走一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总根系中直根系的一部分,等也是中华五千年古国的象征”[4],在中华大地上升起了第一道文明曙光.
参考文献：
〔1〕蔡靖泉.文化遗产价值论析[J].三峡大学学报,2010（1）.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J].考古学报,1982（2）.
〔3〕田广林.中国东北西辽河地区的文明起源[M].中华书局,2004.
〔4〕郭大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M].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张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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