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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合理的学术评价制度能够使高校教师潜心授课和进行研究,为社会源源不断地培养人才.通过对比西南联大教师考核制度,发现广东的评价标准过于量化,简单的“以刊论文”的方式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导致官本位现象日益加剧.因而提出应该尊重学科差异、设置更科学的考核标准、推动同行评审和高校去行政化、营造宽松自由的氛围以及让纯粹的学术重回学校等多项对策.
[关 键 词]西南联大学术纯粹性改革教师评价
[中图分类号]G64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3）19-0026-03
一、问题的提出
钱学森老先生关于人才培养的世纪之问由来已久,而我们现在的教育似乎并不能给钱老交一份满意的答卷.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高校培养不出大师呢?笔者结合盛产大师的西南联大,并比照当下教师的评价制度,对原因略析一二.
尽管处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但西南联大能够在短短的八年时间,为社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在各个领域都有建树的人才,这和当时联大的师生们秉承着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术精神分不开的.在联大的校园,这种浓烈的爱国情感使得联大的知识分子深刻意识到,只要文化不灭亡,那么我们的民族就是有希望的.他们以文化的创造和传播来维系中华民族的血脉,坚定地投入用学术救国的行列中,以自己的知识和才华报效祖国.然而,这种纯粹的学术精神恰恰是当下高等教育所缺乏的,尽管现在环境远远好过抗战时期,但我们的教育成就却无法超越西南联大.
广东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与京沪是可以分庭抗礼的,但是在文化和学术上却没有这种抗衡的资本.学界有京派和海派之说,但学界并没有岭南学派,倘若广东要在学术风气和治学风格上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打造学术界独树一帜的岭南学派,那么广东的高等教育改革应该重点考虑如何重新构建健全的制度来保障学术的纯粹性.
二、西南联大的学术概况
（一）宽松的晋升制度
联大的教师职称评定并不注重所发表的论文或出版物的数量,其规定：“国内大学毕业助教.助教三年,可升教员.国内研究院毕业得有硕士学位者,为教员.教员三年得升专任讲师.讲师三年得升副教授.副教授三年升得教授”.[1]同时,教师职称升任一级所需的三年也包括不在同一所学校的教龄.这表明教师的学术评价和职称评定方面,主要偏重于职业操守和授课能力.联大的助教和教员在评讲师职称时必须开出两门以上的课程,且授课受到学生的欢迎,效果良好,这是主要的条件.同时还要具有能够独立进行科研的能力,发表过著作或多篇论文,但这只是次要的条件.讲师,在教学中取得突出成绩,被全院或全系师生公认,并在科研方面有学术专著或创造发明,都可提升为副教授.同等道理,副教授可提升为教授,且手续简便公开,准备好所需的材料,上报校常务委员会,经教师聘任委员会审议通过即可.[2]教授或副教授的评审,没有名额限制,为一切优秀的人才敞开大门.
可见,联大教师的晋升制度主要以任教的时间长短和授课效果为参考标准,不会因为教师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达到数量上的硬性指标而对其职称和待遇做相应的调整.众所周知,学术并非一蹴而就,很多学科都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是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
（二）官员兼任制
联大纯粹学术氛围的形成,除了在聘任和晋升制度上赋予教师极大的自由外,其学科官员兼任制的实行也是重要原因.学校官员不会有特权,更不会因此增加薪资,而使教师获得额外的收益.（见表1）
表1：西南联大改定教职员俸给标准（1944年8月9日）
资料来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第485页
以上是联大规定的不同职位最低薪资和最高薪资,行政职务的工作人员和教师之间的差距非常大.不同层次的教师又有差别,教授最高可以拿到每月600元,但普通教员最高也只有240元.全校薪资最高的是三位常委：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均,他们的薪资为每月710元.[3]而联大的其他行政官员都属于兼职,虽然有官职在,但并不增加薪酬.如算学系教授兼主任杨武之的薪额是590元,而教授姜立夫是600元,教授江泽涵是590元.从统计数据来看,600元是最高的薪酬,做官不一定拿得到,不做官能拿最高薪酬的大有人在.
1942年10月,联大的教授们集体拒绝了一笔特别办公费,这放在今天,等同于行政津贴,理应得到,但他们却拒绝了.“等盖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兼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等”[4]这封拒绝信后附上了冯友兰、张奚若、陈岱孙等25位兼职行政教师的签名.实际上,在抗战后期,由于通货膨胀,很多教授的生活举步维艰,他们典当衣物及书籍,卖稿卖文,停止子女教育,实属不易,很多老师都要申请其他补助,但是他们却拒绝了理所当然的行政费补贴.可见当时的教授将学术研究和学生教育视为教师的天职,并不追逐行政职务,反而将其作为一种义务.
三、广东高等教育存在问题
（一）过于量化的学术评价标准
广东省高等学校教授、研究员职称评审条件,除了达到基本的学历要求、外语要求,专业技术工作条件、业绩成果条件和论文、著作条件都已经量化.教授或研究员的评审,其论文或著作应该达到以下条件之一：（1）年均授课240计划学时以上者,论文、著作要求：理工类5篇（部）,文科类6篇（部）；（2）年均授课120-239计划学时以上者,论文、著作要求：理工类6篇（部）,文科类7篇（部）；（3）年均授课60-119计划学时以上者,论文、著作要求：理工类7篇（部）,文科类8篇（部）；（4）年均授课59计划学时以上者,论文、著作要求：理工类9篇（部）,文科类10篇（部）.[2]从以上的规定中可以得出,教授的评定主要看课时量和论文的完成,并且没有详细的分类,而是笼统规定理工类和文科类.但实际情况是,学科之间的差别很大,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科目,单纯的论文数量并不足以说明学者们学术功底的深厚.高校的教师本来是学术自由的主体,现在他们不仅要授课,还要进行科研,因而教师们是十分疲惫的.短期内,为了达到所规定论文的数量,可能会导致大量的文字垃圾出现,从而造成虚假的学术繁荣.（二）“以刊论文”负面影响加剧
广东高校在教师职称论文的评定中,除了上述的授课量和论文数量给出了具体的规定,同时也对所发表的论文刊物作出了限定.“论文”是指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独立完成或第一作者）,其中应有二分之一在国内外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3]
以刊论文,其目的是促使高校教师们努力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实际情况是,大部分的期刊,并不是某一学科的专业平台,而是多种学科交杂在一起,学科边界并不清晰,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在CSSCI1998-2006年的600余种来源期刊中,刊登单一学科论文的期刊只有4种,刊登1到3个学科论文的期刊只有29种,刊登10个或10个以上学科论文的期刊占总数的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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