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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文学类有关论文范本,与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编撰史考察相关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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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知识生产、传播以及人才培养的主要渠道之一,而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则是该渠道的中心环节和基本资源.在汉语文学专业教育遭遇合法化危机的当下,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的审视应在更深的层面上进行,包括知识对象的确定、价值准则的设立和阐释技术的选择等,这是决定文学史建构模式的三大要素.以此为切入点,梳理、评价并反思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的编撰历程,既是学术研究,又是现实诉求,具有学术史和教育史的双重意义.
关 键 词：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学史编撰学；中国古代文学教材
文学学科知识是现代民族国家文化形象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内涵,而文学教育则为民族文化的塑型和延续提供了首要的方式和途径.前学科时代,由于古典人文教育知识学的整一性,作为古典学的文学教育在教育体制中占据着核心地位.20世纪初,随着现代性工程在中国的展开,中国高等教育步入了分科立学的轨道.汉语文学教育虽然凭借自身功能的特殊性在现代性高等教育体制中获取了合法化地位,但已然下降为一种专门教育,即主要生存于中文系或文学院的以汉语文学（用汉语作表意代码的文学）为主要教育内容的专业教育.新世纪以来,由于文化研究的兴盛和影响,汉语文学专业教育在知识边界、阐释技术等方面日趋模糊,同时学生就业市场亦渐趋缩小,汉语文学专业教育遭遇了合法化危机,学界开始从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教材编撰等各个层面检视、反思之.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知识生产、传播以及人才培养的极为重要的渠道,而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则是这个渠道的中心环节和基本资源.“在中国,‘中国文学史’的出现,从一开始就与近代学制有着密切的关联,现知出版最早的,如林传甲、黄人的两种《中国文学史》,就是分别配合着京师大学堂和东吴大学的有关课程编写的”.[1]自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面世以来,迄今已出版1600多种文学史著作,[2]其中,很多都是出于教学的需要而撰写.目前,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编撰情况检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具体作家、作品、思潮的重新评价上,比如某些作家地位有待调整、某一作品的评价有待更正等等.然而,正如怀特所说：“大凡历史著述必定包涵若干史料,以及诠释该史料之理论性观念,而借叙事性文体统筹二者,以期得以将公认确实存于既往诸事件之形貌重现于世”.[3]也就是说,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的审视还应在更深的层面上进行,比如,知识对象（文学历史包涵的若干史料）的确定、价值准则（诠释文学史料的理论性观念）的设立和阐释技术（诠释文学史料的方法）的选择等,这是决定文学史建构模式的三大要素.以此为切入点,梳理、评价并反思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的编撰历程,既是学术研究,又是现实诉求,具有学术史和教育史的双重意义.
一、草创期（1904年至“五四”前）：新知与旧学间的游弋
20世纪初,在中国,西式分科教育形态因为西学的纳入,逐渐成为学堂授习知识的主要方式,汉语文学教育已然“下降”为诸多普通系科之一种,走向了学科化、专门化道路.随着西式分科教育的施行,其背后所代表的西方知识分类系统,也因此而透过制度化的形式开始影响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汉语文学专业教育出现了文学史、世界史、外国语文等新型知识内容.但是,西方新知识的介入并不意味着中国旧学术的退场,泛文学或杂文学的观念仍主宰着“五四”以前学术性知识的生产实践.比如,1904年《奏定大学堂章程》的“中国文学门”课程体系中,有“西国文学史”,但未设“中国文学史”而命之为“历代文章流别”,将“文学”视为文章之学,固守了“文学”概念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初始而宽泛的意义.颇有趣味的是,林传甲等人在编写教材时,却借用了“文学史”这个转道东瀛的舶来品,以“中国文学史”名之,以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简称为林本）、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简称为黄本）和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简称为谢本）为代表.
林本为作者光绪三十年（1904）于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馆讲授“历代文章流别”课程时所写授课报告书,据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著录,有讲义本于1904年、1906年两度印行.1910年,武林谋新室予以正式出版发行,共十六篇,11万字,236页.黄本由国学扶轮社1905年出版,时为东吴大学堂教材.谢本是中国第一部由上古至清代的系统文学史专著,共10卷,中华书局1918年版.
首先,就知识对象而言,林本作为“历代文章流别”这一课程的教材,汇聚了小学、经史子集、文章技法等庞杂的内容,涵盖了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修辞学、中国史、诸子学等各类知识,①与“皆录诗人名作”的他国文学史差异甚大,成了一本“内容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的“国人第一部自撰文学史”.[4]显而易见,林传甲所理解的“文学”具有极为宽泛的意义,或者说,更接近中国古代的“文学”概念,“指一种博学的素质,远未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化知识生产的涵义”,[5]且一如既往地将“体格卑下”的小说、戏曲、词排斥在“文学”大门之外.因此,称之为“中国文章史”更为恰当.与此同时,“文学”的语词含义也出现了与西方狭义“文学”意义的部分吻合,这就是黄本引论部分介绍的当时西方学术界极为流行、中国读者感到十分新颖的文学观念：“美构成文学的最要素”,“而美则属于感情,故文学之实体,可谓感情云”.同时,黄人也强调了“真”、“善”两个要素的重要性：“远乎真者,其文学必颇”,“反乎善者,其文学亦亵”（《总论·文学之目的》）,所以,文学之美也是应与“真”、“善”相统一的.自广义而言,文学实为“文明之要具,达审美之目的,而并以达求诚明善之目的.”（《中国文学史·总论·文学之目的》）无疑,在黄人的表述中,文学独有的审美特质得到了特别的关注,就文学性的纯度以及对这一意义表达的理论价值而言,黄人的认识堪称一次质的飞跃.但是,黄本并非就是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纯文学史,所收范围亦颇为广泛,制、诏、策、谕、诗词赋曲,以及小说、传奇和骈散、制艺,乃至金石碑帖,音韵文字,无所不包.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黄人在非现代意义的“文学”现象中找到了美,那么他所谓的“文学”,依旧属于泛文学的范畴.而谢本则被后世学者誉为我国“率先出现的一部体制庞大、内容广博的文学史”,[6]包括有纯文学、学术及与文学相关的文章,仍是在广义的层面上观照文学、圈定文学史的知识对象.其次,在价值准则方面,林传甲、黄人在编撰文学史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遵守了《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章程》等相关规定,“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7]“道德为人所需,经济亦为人所需,技艺为人所需”.[7]（P391）林传甲以开启民智、普及知识为指导思想,以完善封建士人内在人格修养、政治信念为核心宗旨,来甄选和阐释作品.因此,伦理道德是林本依从的核心价值准则.黄人撰写文学史,虽有两个显在的价值准则,一是以“美”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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