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学类有关论文范本,与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编撰史考察相关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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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形成了以社会评价法为主的阐释技术.所谓社会评价法,是把文学当作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强调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刘大杰在初版《中国文学发展史·自序》中这样写道：“可知文学便是人类的灵魂,文学的发展史便是人类情感与思想发展的历史”,“卜辞时代的艺术,正是用作迷信魔术的工具”（刘本1957年版）,“唐诗兴盛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人民生活、历史条件以及文学传统的推陈出新等等,形成相依附的关系.但人民生活是其中的主要原因.毛主席指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源泉.”（刘本1970年代版）.正是因为强调文学是生活的机械再现,是社会的简单反映,把社会的政治背景政治状况直接当作文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刘本在介绍某某时代的文学之前,总是千篇一律地概述当时的社会状况尤其是政治状况,然后把文学当作这种状况的反映,着重从阶级分析和思想分析的角度指出其内容的丰富或贫乏,即使谈及文学作品的形式与风格,也只是流于印象式、感受式的把握,缺少对于语言结构的细致分析.从而导致忽视了文学作品在技巧形式上的革新意义,呈现出一种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而“对形式的忽视必然伴随对于文学作品艺术特征与审美特性的忽视”.[14]

游本使用最为广泛,但也是目前受到最严厉批判的一部教材.多数学者认为,该书过于强调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执著于分析造成文学繁荣的政治、经济、思想等显性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聚焦于作家、作品的“反抗性”和“人民性”,重视对文学背后的社会伦理与思想内涵进行挖掘,把文学作品看成是解释某种文化、思想、哲学、历史的资料,文学史变成了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社会史.它试图揭示文学,其代价却是遮蔽了现象的其他方面,比如,文学作品本身的体式构成与审美特征,常常被留在阴影之中,从而走向了淡化甚至消解文学性的危险境地.

文学的意义是自律的,话语形式是产生文学意义的根源,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但绝不就是社会生活的简单反映.因此,社会评价法并不能揭示文学的所有属性,只应是阐释文学众多方法中的一种.

三、成熟期（1978年—）：审美解放的幻象

1978年始,中国社会以“改革开放”为名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解总体化运动.曾经一度因为与政治权力关系密切而显赫一时的汉语文学专业教育褪去耀眼的光环再次沦为普通的系科.学界主要是引进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特别是美学,对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学科知识自主性进行证明.“‘文革’后的中国,出于对‘文革’的痛恨与恐惧,人们要‘美’与‘和谐’,不要‘斗争’.要美学,不要斗争哲学.在这种情况下,美学被当成是一种隐喻,它吸纳着一切为僵硬的政治意识自然会产生的离心力所抛出去的社会和思想力量.当时的美学,就与这种政治隐喻混杂在一起.这一隐喻事实上形成了整个社会对美学的重视.”[15]许多文艺理论家意识到文艺自身本属于“情感的领域”、“美的领域”,自觉地把审美当作把握文学自身性质和价值的基本范畴,把美学的方法当作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强调“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只就其精神掌握方式而言,是能动地反映世界的审美掌握”.[16]美学已然成为解读文学现象的重要理论尺度,“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审美体验论”②等与审美相关的文学理论层出不穷.到了1990年代,汉语文学专业教育以审美文化重新确认了学科身份.

审美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中的贯彻大约是在1990年代后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前期,大多数高校仍然沿用的是游本.自1996年始,随着章培恒、骆玉明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简称为章本）和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简称为袁本）的先后出版,尤其是后者,作为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成果,逐渐取代了游本,成为延续至今的通用教材,并体现出鲜明的审美文化特色.

在知识对象的选择上,章本、袁本与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大体一致.所不同的是袁本将古代文论从古代文学家族中驱赶而出,③因为古代文论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或学科.

虽然章本、袁本与游本在知识对象的取舍层面达成了基本共识,但在价值准则的厘定以及阐释技术的使用上却有明显区别.

价值准则方面,章本从人性发展的角度编纂文学史,将文学史写成“心理文学史”或“人性文学史”,体现了一种深厚的人文精神.但对于纷繁复杂的文学史来说,仅仅从人性的角度来描述是远远不够的.袁本强调文学史的书写应立足于文学本位,遵从审美的价值准则,“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17]当然,文学的内涵并不仅止于审美,以美学为知识学依据、把审美视作文学的全部内涵是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产物.说到底,审美也只是我们认识文学的一个维度.在阐释技术的取用上,成熟期的中国文学史教材走向了多样化.叙事学、心理分析学、考古学等等,不同的知识介入中国文学史,形成新的阐释技术,铸就了多元阐释局面.比如,袁本编者在总绪论中就明确指出：“这是一部以文化学视角为编纂观念的文学史教材”,“借助哲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心理学等邻近学科的成果,参考它们的方法,会给文学史研究带来新的面貌,在学科的交叉点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17]“这种以文化作为切入点的文学研究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国际性乃至全球性的普遍趋势,这种文化角度的研究也还是可以继续充当对于文学的开拓视野的认识.”[18]多种阐释技术交织,其正面价值在于开阔学生的视野,而不能形成文学研究的独立方法也是它显而易见的弊端.

那么,究竟如何阐释文学?这种方法论追问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至今,学界关于文学的定义性表述并未达成共识.但并不意味着文学阐释方法的无解.当问题的争执无法和解时,回到公认的原点进行反思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毋庸置疑,文学是本体性语言,是语言能力的自由实现,话语形式是文学意义产生的根源,当话语指向审美语言活动时,便形成了文学.因此,文学研究的独特对象是语言,对文学作品的阐释应从话语分析着手,通过对语言结构的分析,发现语言症候和意义,形成话语分析技术,这是创新生产文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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