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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等教育类论文范文检索,与现实出发高等教育公平相关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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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数据,一般考虑到调查的经济可行性经常采取样本数据.这种调查由个别研究者或者研究者群体很难进行.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主要由政府相关部门每年进行这方面的统计调查工作.不公平发展趋势研究中最精确的方法是进行年度间基尼系数的比较.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迄今为止进行的发展趋势比较主要局限在各个社会收入阶层的高等教育新生比例的变化以把握高等教育公平的大致趋势,并没有进一步计算年度基尼系数,然后进行学理上的深入比较.这个工作仍然需要理论工作者今后去拓展.在我国,政府部门没有公布相关的基本统计数字,学术界也没有类似的研究尝试,故有关进展如何不得而知.有媒体经常说我国现在高等教育不公平程度甚巨,甚至不如二三十年前.其实从不公平发展趋势来看,这个价值判断也许有点片面或者武断.因为根本没有过去的类似数据相对照或者说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比较研究,仅仅依靠孤立的静态数据来判断,哪怕这个数据再精确,其判断结果都会缺乏充分的说服力.更何况这个静态数据本身在取样、代表性和计算等方面还相当不完善呢?相反,仅凭建立在一般逻辑推理上的学术常理去合情合理地想象,很难做出现在的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比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精英阶段初期的高等教育更不公平的价值判断.
我们之所以对现在的公平与否很难做出一个准确的价值判断,主要是因为缺少过去的类似测量研究的结果,无法从发展趋势进行价值判断.但是,这恰恰说明了现在测量高等教育不公平的相关研究的重要性.因为现在是将来的过去,现在的踏实工作就可以为将来更好地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从民本结果论出发评价高等教育公平政策
如果从现实出发论高等教育公平,高等教育不公平的精确衡量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对政府消除高等教育不公平的政策的系统分析.消除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社会不公平是每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的最重要政策目标之一,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府一半左右的财政投资都花费在这上面.如前所述,消除高等教育不公平的政策有很多侧面值得研究.但是,如果从现实出发去研究这些政策,那么政策实施之后的结果如何就变得最为重要了.
在现代社会里,政策实施的结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效果、效率和问责.对效果与效率的理解一般不会产生歧义,所以,这里主要说明“问责”的内涵.“问责”为英文“accountability”的翻译,基本意思为计数性和说明性,它与英文的会计（accounting）同根,是现代公共治理的一个基本制度.中文翻译为“问责”或“责任”,自然就意味着大家把它理解为追问政府责任的一项制度.这样理解虽然没有大错,却存在一些偏差.“问责”作为制度的根本意思就是说明责任.政府要把政策的内容（主要是目标和预算）、执行和实施过程、结果及评价等方面的内容如实和及时公之于众,接受大家监督.当然,这种说明必须是如会计般可计数的,而非一些模棱两可或空洞的官样用语.简而言之,“问责”要求政策的所有方面都必须具有高度透明性,否则客观效果与效率再好也不被认为是好政策.“问责”更多地体现了决策程序的民主化.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上述政策实施结果三方面的评价需从国民立场出发,即从民本结果论出发.同一政策实施的效率、效果和问责等对于不同利益关系者有可能完全不同.比如,对于义务教育实施过程中的强制入学政策,我国现代的教育研究者对其历史贡献似乎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可是,据一些认真的历史学家研究,在教育制度的近代化初期,政府推行的强制入学政策,在很多地方均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民众因此毁坏学校者甚多.这在“后发外生型”的教育制度中尤为明显,日本和我国均是如此.这说明,义务教育的强制入学政策实施后对政府和民众的结果至少直接结果显然是不一样的.现代社会里,这种事情的发生率将变得越来越少,这是因为所有教育政策实施的结果越来越倾向于从国民的立场出发来评价.当然,国民立场的表达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民主程序如选举代表、提案和代表大会立法通过等程序来实现,并非所有国民立场如社会舆论中的群言均能成为政策结果评价的标尺.
可是,从当下的政策现实来看,似乎民本结果论的高等教育公平政策研究注定会流于空谈.原因有二.首先,教育政策的影响因素及其制定、实施过程过于复杂而使结果难于判断.从理论上来说,理性的教育政策应该基于以上的对现实的价值判断而制定、执行和实施的,然而,缺乏完善的对现实和发展趋势的精确衡量,让主观性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有了充分的角色扮演的空间.而且,影响政策制定及实施的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古今中外均如此.有美国研究者曾经提出了五种理论模式来试图解释美国大学生资助政策的曲折发展过程.高等教育公平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就使政策研究陷入了一种混沌状态.其次,如果政府本身不对高等教育公平的相关政策从民本结果论出发进行系统评价,仅靠研究者团体力量就难于实现相关评价.目前,政府本身进行的类似性质的评价并不普遍,至少在我国如此.
然而,从世界各国共同的发展趋势来看,从民本结果论出发的政策研究在不远的将来注定会成为政策研究的重心.这个共同趋势就是各国政府自身强调对教育政策实施结果的评价.比如,日本的《政策评价法》要求,自2001年起在所有中央一级政府部门实施政策评价制度.其中,教育政策评价的基本原则有三点：从国民的角度出发审视教育政策的实施是否有效率；从国民的角度出发审视教育政策的实施是否有效果；教育政策的实施过程是否向国民公开.其基本思想和上述民本结果论完全一致.在欧美等国,政府主导的教育政策评价活动也在大规模展开并逐渐制度化.当然不能不提的是,诸外国政府对教育政策的实施结果的全面评价也是民众力量推动的必然结果,而非政府自愿的主观成果.政府主导的民本结果论的政策评价在两个方面给相关政策研究提供了基础：第一,政府的政策评价为研究者的相关政策评价研究提供了客观环境和素材基础；第二,政府的政策评价的结果会反过来规范政策并引导政策在制定、执行和实施的过程中追求民本性和结果性,进而提高了对政策进行科学研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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