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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4-22
作者简介:王少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讲师.(北京/100875)
*本文系2013-2014年度《顾明远教育研究发展基金》“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的早期引进与反思”(编号2013006)的成果之一.
摘 要: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建立、发展与西方有着密切的关系.学界已有成果主要围绕“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西方影响”和“西方高等教育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两个路向展开,在模式转换的宏观考察、个案研究以及西方现代高等教育引入的路径、主体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过程性、跟踪性和学术史梳理等方面尚有不足,可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整体视野、引进历程的学术史、引进群体的整体研究、高等教育引进群体的流派研究、中西文化之复杂状态等方面继续展开.
关 键 词:西方影响;高等教育;流派;学术史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建立、发展与西方有着密切的关系,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是在学习、模仿西方高等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改造传统教育的过程逐步形成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是引进与本土化融合的产物.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学界围绕“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西方影响”和“西方高等教育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两个路向展开了丰富的探究,取得了众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本文拟从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趋势三方面进行简要回顾与评论,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若干方向①.
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西方影响
学界关于该主题的研究视角大致有三:一是宏观考察外来模式的转换;二是个案剖析某一外来影响与某一大学的发展;三是以比较的视角理论阐释中外近代高等教育的不同模式.其中,前两类研究都会涉及西方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具体体现.
1.大陆与海外学者对“模式转换”的不同看法
中国大陆学者一般认为日、欧、美是影响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的三大力量.如田正平指出,对西方高等教育的借鉴、模仿、融合所导致的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是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并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分为:“泰西”时期(1862至1894年)、“以日为师”时期(1895至1911年),“多元化”时期(1912至1927年)、“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时期(1927至1949年).其中认为1912-1927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经历了由日本向德国,再到美国的转换过程;1927-1949年,中国高等教育模式发展的主旋律是在融合欧美各国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1]谷贤林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不断受到外来影响的过程,20世纪之初是日本的影响,20年代后主要为美国的影响,进而他从“对学制改革的影响”、“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准备了师资”、“提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水准”、“促进了校内管理体制的完善”四个方面分析了美国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影响.谷贤林认为外来影响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导引与促进作用.[2]
霍益萍以蔡元培、郭秉文和竺可桢为代表,指出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五四运动’前后,学习欧洲模式,使大学从封建官僚养成所变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大学;(20世纪)20年代,引进美国模式,使大学开始有了走出经院式的研究、注重和社会发生联系的迹象;抗日战争的特殊背景下,弘扬古代书院的‘育人’精神,等融中西教育之所长,探索有中国自己特色的高等教育模式.”[3]
周远清指出,1911到1927年我国高等教育先学日本、后学美国.1927-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高等教育主要按照美国的办学模式,形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教育.[4]刘志鹏则从教学管理、学科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材等方面,分析了西方对中国高等教育教学的影响,其中如“预科”的高等教育纵向结构;“七科制”的大学模式,单科大学的设置;“选科制”的采用,开始实行学位制;高等学校内部组织设有董事会、评议会、教授会等.[5]
与大陆学者的划分不同,保罗贝利(P.J.Bailey)的《改造老百姓》指出,大多数研究中国清末民初教育思想的学者,均误认为中国仅采纳某几个西方国家较为先进之教育思潮.他发现这段时期的中国教育学者,虽然致力于从国际上找寻灵感,却也鲜少只单单学习吸收某一国家之想法.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外来思想大都采取折衷吸收的策略,分别采纳德国、法国、丹麦以及其它西方国家之教育观点.一般观念均认为中国于清末时期大体模仿日本教育的方式,而到西元1912年民国之后则转为采纳西方欧美的教育思想.然而,事实上,哪一个时期受到哪一种教育模式的影响其实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分野.[6]
显然,这里保罗贝利似乎提出了一个与大陆学者不同的观点,但仔细分析发现,贝利似乎更多地立足于中国学者个人对西方的学习与借鉴,大陆学者则更多地从国家政府层面立论.前者偏重于思想,后者重视制度和实施层面.
台湾学者黄昶立认为,1912到1927年民国成立后的最初十六年,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仍很缓慢,而且主要的设计是移植欧洲模式,尤其是法国与德国,少数仿效美国(例如1926年创立的清华大学).[7]这也是与大陆学者相异的观点,他可能是基于大学区制的实行和德国对北京大学改革的影响来立论,但是据此说“少数仿效美国”,值得商榷.
2.以小见大之个案剖析
相比从宏观着眼分析外来模式与中国大学的改革,有学者则从个案入手探讨美国、德国等某一国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影响.傅琼等将美国介入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边际—平行期(19世纪中叶至1915年),主要是依靠来华传教士在中国传统教育体系之外的“边际”,提供一种“平行”的参照式的西方教育模式;同时通过接受中国留美幼童,退还庚款与建立清华学堂,美国政府参与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创建发展.二是中心—嫁接期(1915-1937年),这一时期,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孟禄来华并影响壬戌学制的内容,中华教育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影响了中国高等院校的发展.三是盟友援助期(1937-1949年),主要体现为派遣专家援华与邀请学者访美,资助中国留美学生,捐赠教学资料与科学研究仪器.[8]还有些学者以某一高校为对象,通过典型的个案透视了西方影响与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之关系,以小见大,知微见著.叶隽选择早期北京大学建设为入手处,凸显蔡元培出任校长时借用洪堡大学理念构建的“德国大学模式”的普遍意义,而蒋梦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标志着中国现代大学场域的“美国大学模式”时代的到来.[9]陈洪捷指出,19世纪德国大学观念的核心概念是修养、科学、自由与寂寞,蔡元培基本上接受了德国的大学观念,并成功地将其运用于当时的北京大学,德国大学观念通过北京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早期发展以及学术转型过程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10]张雪蓉的《美国影响与中国大学变革(1915-1927):以国立东南大学为研究中心》指出,1915-1927年的大学变革是中国大学教育现代化历程中由日本转向美国的一个重要转折性变革,然后以东南大学为个案,从董事会制度、选科制和学分制、学生自治制度、大学推广教育活动等方面具体分析美国模式导向的大学改革.通过个案分析,指出中国的大学变革深受杜威及其实用主义理论的影响.[11]除上述成果外,对各大学校史的资料汇编与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涉及这一问题,从现有的成果来看主要集中于北京大学、清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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