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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东南大学、西南联大、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名牌大学,因篇幅限制,兹不赘述.3.比较视角之理论阐述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多侧重从史实出发,阐述西方影响与中国高等教育之发展,张斌贤则较早地从理论的高度、比较的视角,通过分析文化传播这一中外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动力,指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存在的不同文化传播的方式与性质：与欧美国家之间存在的文化传播相比,在西方国家与其它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高等教育之间的文化传播,由于发生在完全不同文化圈之间,是在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进行的,而且是在完全不平等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一则“从西方国家传入的高等教育制度及其内在的精神,往往难以真正为这些国家所接受、吸收”；二则“从西方国家舶来的高等教育制度,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实际上是一种‘超前消费’的奢侈品”；三则在欧美国家与世界其它国家之间只发生了文化的依附.[12]张太原认为,20世纪3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已认识到近代以来思想界一味追随西方的弊病,开始反思、关注中国自身的实际和需要,但由于人们对于“实际”、“中国”、“本位”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此中国往往与彼中国相抵牾,种种“中国化”的背后仍是各式各样的“世界化”.这表明中国人陷西已深,醒然仍无以自立,整个思想界还不能对近代以来的知识和思想进行超越的系统的清理.[13]
二、西方高等教育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从现有成果来看,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的成果众多,代表性的有田正平的《中外教育交流史》,周谷平的《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历程》,同时一大批以教育期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也论及了西方教育思想、方法在中国的传播.这些成果对研究高等教育理论的传播在背景、思路上有诸多启发.从研究涉及的范围看,可将学界关于西方高等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的研究成果,大致分为综合型和专题型两类.
1.综合型
综合型的研究以相关论题为中心,涉及西方高等教育传播途径的多样性,包含人物、团体组织、译著与期刊等.如张雁的《西方大学理念在近代中国的传入与影响》涉及的传播途径就包含了蔡元培、郭秉文、蒋梦麟等著名人物,也涉及了《教育杂志》、《新教育》等近代重要教育期刊和中华教育改进社等主要教育机构,主要探讨了西方大学理念特别是经典与现代两类理念在近代中国的导入、传播及影响,揭示德国经典大学理念奉行的纯学术原则与美国现代大学理念核心性的实用主义原则之间的张力,一直伴随着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14]朱国仁明确指出：“我们虽不赞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是完全照搬西方的’这一观点,但西方高等教育的实践与思想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形成与发展过程的影响,不仅是直接的、全面的,而且是相当深刻的.”他将鸦片战争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高等教育的传播分为一般介绍——制度为主——思想为主的三个阶段.笔者认为,西方高等教育的直接影响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从课程与教学、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形成过程中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15]
2.专题型
专题型研究对象即可视为某一传播途径,如留学生、教育群体和教育期刊.田正平从国外先进观念方法的传播、课程开设、专业创办、教材编写、著述研究、组建团体、出版刊物、开拓学术领域等方面分析了留学生的贡献.[16]陈竞蓉对20世纪上半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近现代中国的交往历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并通过对该校中国留学生的学习活动与他们回国后的教育活动、教育理论创新活动以及该校著名教育家来华活动的描述,分析了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的内容、方式、途径与特点.[17]沈岚霞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及其国际教育研究所为对象,分析其与中国留学生的渊源关系,探讨国际研究所的办学目标与课程设置对培养具有美国教育意识和观念的留学生的意义,阐述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教授学者,如杜威、孟禄等人如何通过思想理论与实践活动影响中国留学生,进而影响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18]张晓玮分析了《教育杂志》与外国高等教育的翻译与推介,认为《教育杂志》传播外国高等教育的途径经历了由转译日本到直取欧美的转变,并从“外国高等学校概况译介”、“外国高等教育制度选译”、“外国高等教育问题杂译”三方面分析了《教育杂志》与外国高等教育概况的译介.[19]陈洪捷以蔡元培和季羡林两位学人为个案,具体而微地展现德国对中国大学与学术的影响.[20]
与大陆学者探讨的留学生有别,台湾学者刘蔚之从“知识转移理论”探讨了中国留德学者对德国教育学的接受与转化的问题,使其对留学生的研究呈现了以下特点：一是视野下移,选取的留学生多为大陆学者未曾触及的,他们分别是习得经验科学取向教育学的许恪士、刘钧,比较教育学的曾景,文化教育学的王文俊、马秉文、张建,国社主义教育学的吴兆棠、萧云来,以及学校教育学的田培林.二是材料的典型性,选择了中国留德学者在德国完成的博士论文.三是过程的完整性.既研究了留学生在德国的完整的学习活动,也具体分析了其对德国教育学说的接受与转化,进而探讨了他们（王文俊、田培林、吴兆棠、许恪士）回到中国之后在著述、讲学与实践活动中,如何将在德国所学到的教育学理论在本国情境中加以传授与转化.[21]笔者认为,在代表留德学者接受德国教育学界成果最为精华的博士论文中,他们具体展现出所习得的德国教育学相关领域的知识内容,而且多数人的提问及处理研究主题之手法、诠释特点,显示对于中国当时全盘移植美国教育制度与理论,丧失民族精神与文化的现象,深表批判,从而欲参考德国经验,回归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来提振本国教育.研究者指出,学者的纯粹知识兴趣和本国教育文化需求两者实质地交互影响着知识转移的过程.[22]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成果集中探讨了以下内容.一是无论在分期上有何差异,基本都承认西方影响伴随并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二是西方影响主要体现在：学制上为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人群上为留学生的影响；社团或期刊为中华教育改进社、《新教育》等（主要还是围绕留美生）；在高等教育机构上,主要研究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梅贻琦与清华大学、郭秉文与东南大学、竺可桢与浙江大学、张伯苓与南开大学以及西南联大等；内容上为大学区制、董事会、选科制、学分制、教授治校、学系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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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存在的问题
1.过程性仍显不足
谈及西方影响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似人人熟知,提到蔡元培,自然想到德国,涉及郭秉文、壬戌学制,离不开美国等可以说,现有的研究或注重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内寻找西方的影子,或偏重探讨西方高等教育思想的传播,正如注意到了一个过程的两端,但对两端之间的过程性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与评论,因而也就无法展现中国学者引进西方高等教育过程中的思考与彷徨,学习中的取舍与误解,引入国内后实施中的争议及在中国环境中的流变等问题.
2.跟踪性研究不足
如张斌贤先生提出的,中外高等教育发展动力的问题,国人引进的西方高等教育究竟是什么样的,与传统高等教育有何异质差异,何处体现了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符而成为“超前消费的奢侈品”,当时教育界人士对此是否有所认识,做出了什么反映?引进人士所处的异质文化圈和不同发展阶段,对其引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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