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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教育类论文范本,与国外终身教育立法的经验与相关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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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国家教育中长期发展改革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明确提出,到2020年“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终身教育实践的深入,终身教育立法具备了一定条件.2005年7月29日,福建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通过了《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成为中国内地第一部终身教育地方性法规.2011年1月5日,上海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通过了《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2012年9月28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颁布《太原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国内一些专家、学者也多次呼吁终身教育立法.如早在2008年的两会上,秦希燕等30名全国人大代表就专门提出议案,要求制定《终身教育促进法》.在2011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张燮飞提交《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终身教育法〉》的提案.在2013年十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王东林、葛剑平、孙洁等十余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终身教育立法的提案.
三、国外终身教育立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根据国际经验,终身教育的立法需要一定的基础,但不一定要等到所有的相关支持文件出台以后.终身教育立法可以有阶段性目标,这并不妨碍法律的严肃性,重要的是在实施以后不断完善和修正.用天津电大冯雪飞校长的观点,“终身学习立法要尽快启动,不能十年磨一剑.如果到2020年基本建成学习型社会,基本建成现代化国家,应该包括法制的现代化,这其中应该包括终身学习法律.”[10]据报道,时下云南、湖南、河北等地也在酝酿终身教育地方性法规.现在已经出台终身教育地方性法规的只有福建省、上海市和太原市,如果全国大部分省市都进行终身教育立法了,国家层面的立法可能更加复杂.此外,当下出台《终身教育法》,不仅具有象征意义,体现我国的大国地位,还可以作为应对当下经济社会难题（就业、老龄化等）的重要举措.如果真的存在某种障碍,可以考虑先出台《成人教育法》、《继续教育法》或《社会教育法》作为缓冲,这也是很多国家的经验.
我国的《终身教育法》,应着重关注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保障学习权力
1976年,美国《终身学习法》指出：“我们所有人,不管年龄大小,都面临一系列需求,我们必须以最广义的概念来发展教育,从而满足人们的这些需求”.[11]1980年,韩国制订的《第五共和新宪法》规定,政府必须提倡终身教育.198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第四次世界成人教育大会（巴黎）发布了《学习权宣言》,提出终身学习权的概念.1990年日本颁布的《终身学习振兴法》的宗旨是“满足国民对终身学习机会的需求”.[12]印度《终身学习及其推广纲要》也提出,“要通过终身学习项目向大众特别是贫困人群伸出援手”.[13]因此,我国终身教育立法应保障和维护人的学习权力,并为满足人们的学习需求创造各种便利条件,实现学有所教的目标,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二）关注社会教育
一部完善的终身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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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引导多元投入
终身教育经费的保障主要有三个渠道.
第一,政府不断增加投入.有的国家和地区采取直接划拨方式.如上海提出确保“存量投入”、确保日常经费和确保专项经费单列.投入最高的应该算法国,2005年,法国政府出资职业培训的金额达44亿欧元,是其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7%,法国地区政府则达32亿欧元,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2%.[14]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在城市推行的每人一元的社区教育经费在很多地方执行不力,应有法律的强制保障.也有的国家和地区采取间接财政支持的方式.在美国,除常见的项目资助外,还推出一种助学贷款,确保教育经费的供给.如美国1997年8月开始实施的一项“终身学习税收信贷计划”,主要目的是为成人的中等后教育与学习提供财政支持.[15]第二,社会不断加强支持力度.一方面是法律硬性规定的经费支持,如在韩国《终身教育法》第七条对学习假期的规定中,明确可以提供图书资料费、学费以及研究费等,其第十一条对终身教育经费的规定中,强调“应以直接资助学习者为原则”等.[16]另一方面是法律引导社会经费投入,如上海市对于社会各界的捐赠,要求及时给予奖励,并依法免税.第三,个人负担.可以引导个人教育消费,如在我国目前户籍政策未解禁的情况下,部分大城市可将设立教育消费积分,作为户籍变动的参考.（四）健全组织机构
出台终身教育法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建立了终身教育管理或协调机构.如日本在各都、道、府、县设置了终身教育管理部门及“终身学习审议会”,并依托“终身学习推进会议”建立由政府、教育和企业界代表组成的协调机构.韩国成立了中央终身教育中心,隶属教育发展司.该中心下设三个部门,即终身教育办公室、终身教育信息办公室和终身教育训练办公室.法国则于1977年专门成立了与国民教育部平行的职业教育部.[17]在我国,福建省的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由副省长任主任、包括22个厅局级干部,办公室设在教育厅,随即该省大部分县市也成立了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上海成立了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指导委员会,并在市教委设立终身教育处,区县教委设立终身教育科作为管理机构,依托上海开放大学建立终身教育指导机构.从实践看,建立了协调机构和管理机构的上海市,终身教育的推进速度与效果比仅建立协调机构的福建要更快、更显著.因此,我国终身教育立法必须要求各级政府建立终身教育的协调机构、管理机构和指导机构,这样更适合中国国情.
（五）建设公共服务体系
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涉及三方面问题.首先是体系建设.欧美大多数国家没有专门的终身教育体系,主要是市场化模式,如美国的成人教育机构属营利性单位,社区学院发挥终身教育功能,作为体系较牵强.澳大利亚设计了一个完整的终身教育衔接框架,但也没有一个成型的公共服务体系,其TAFE学院的建立依靠的是一个设置和运行标准,然后由市场选择.日本的“终身教育推进体制”建立在都、道、府、县上,市町仅是“连推协力体制”,在开展终身教育活动中没有决定权.而韩国则比较完善,在市、道级设终身教育资讯中心,在乡镇、市郡、区级设终身学习中心和终身学习馆,此外,还在首尔设立终身教育中心,在省级地区设立终身学习讲堂和终身教育信息中心.[18]国内建设最完善的终身教育体系是上海模式,依托上海开放大学,建立市级的指导中心、区县级的社区学院、街道社区学校、居委会学习中心.
其次是队伍建设,日本的终身教育从业人员主要是从事社会教育的人员,包括在公民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工作的行政职员和在教育团体、有教育职能的社会团体、社会教育设施等机构任职的民间指导,以及民间志愿人士.这些从业人员上岗前必须经过培训,并取得资格证书.韩国将之前依据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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