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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研究型大学.在治理方式方面,加州大学继续下放权力.1996年,阿特金森(RichardAtkinson)校长调整了预算拨款方式,将州政府拨款的使用权下放到分校,扩大了分校校长在财务预算方面的权力.校长的主要工作侧重于处理与联邦政府、州政府和立法机构的关系及其他公共关系,制定全校范围内的政策,管理预算,遴选分校校长,落实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规划和其他法律中对加州大学提出的要求,等等.各分校内部的事务主要由分校校长负责.这一时期的加州大学有如一个松散的联邦,各个分校高度自治,大学总部主要负责为各分校争取更多的资源(特别是州政府拨款),并协调各分校的发展.

五、当前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发展的趋势(2008年—今)

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引发了加州大学系统的治理危机.大学总部的资源调控能力是维系加州大学治理结构的重要因素.在大学校长办公室的诸多职能中,对各分校来说,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从州政府争取更多的拨款,并分配给各个分校.在加州大学发展史上,州政府拨款占有重要地位,一直是大学收入最重要的来源.校长由于掌握加州大学州政府拨款的预算,并负责游说立法机构增加拨款,所以总校对各分校具有较强的调控能力.但2008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危机持续的背景下,加州经济陷入困境,州政府为削减开支不断降低对加州大学的资助.面对严峻的财政危机,各分校只得通过提高学费、加大募捐力度、争取更多科研经费等途径来弥补经费缺口,维持学校运转.但现在的校董会控制着确定学费和招生数额的权力,限制了分校提高办学收入的能力;校董会成员对各分校的具体情况了解不足,对各分校的筹款活动参与不够;大学统一的人事政策也限制了各分校在用人上的灵活性.大学总部对各分校能够提供的资源日益减少,而它拥有的权力反而阻碍了各分校争取资源的能力,整个大学管理系统显得效率低下、功能失调.改革呼声越来越大,改革的主张可以分为激进派、保守派和温和派三种.

保守派主张适度改革以渡过当前的危机,但要保持加州大学作为公立大学的地位、保留“同一个大学”的制度框架.他们认为,财务危机并不是新事物,加州大学发展史上曾经遭遇过多次财务危机.经济危机总会过去,州政府在经济形势好转后会重新提高资助力度.现在需要做的是通过加强分校之间的合作、精简机构、削减开支等途径来渡过难关.校董会、校长办公室以及教职工中许多人持这种观点.目前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革,精简人员,提高效率.2009年8月,加州大学学术评议会致信校长尤道夫(MarkYudof),强调了“一个大学、十个分校”的理念对加州大学作为一个独特而伟大的大学的重要性[6].激进派主张要推动大学市场化,扩大分校自主权,使分校更加独立,大幅提高学费,加大募捐力度,通过市场手段来解决经费问题.在激进派看来,州政府对大学的拨款不多,却为加州大学争取社会捐赠带来了负面影响——资助公立大学是政府的责任,私立慈善组织倾向于资助私立大学而非公立大学.大学对分校收取学费的限制,也阻碍了分校收入来源的开拓.因此,有人主张要取消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使每个分校拥有类似私立大学的自治权,拥有确定学费的权力WeinerSS.AcademicIllusionsandtheNewRealinty:ReInventingtheGovernanceandStateFundingoftheUniversityofCalifornia..但加州大学各分校私有化的主张在法律上、政治上面临巨大挑战,因此前任洛杉矶分校校长查尔斯杨(CharlesYoung)建议用“自力更生”(selfsustaining)来代替“私有化”的口号,主张保留加州大学部分元素,让伯克利、洛杉矶、旧金山等老牌的分校独立运行,让商学院、医学院等盈利能力强的专业学院先市场化运行,州政府拨款主要用于实力相对较弱的分校[7].洛杉矶分校的安德森商学院已经提出他们不再接受州政府资助,要求实行市场化运作[8].

温和派的主张介于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认为加州政府将来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强有力地支持加州大学,市场化的激进主张在加州现在的政治环境中也很难实现.他们提出要在维持一个大学框架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分校的自主权.加州大学分校校长柏吉诺(RobertBirgeneau)、教务长布莱斯劳尔(GeeBreslauer)、加州大学前教务长金(JudonKing)等建议在每个分校增设各分校董事会,提高分校的自主权,应对环境变化.他们建议大学董事会赋予分校董事会任命本委员会委员(校董会代表除外)、批准分校预算、灵活设定学生资助标准、设定外州学生和研究生学费标准和招生名额、批准单体建筑项目、任命分校副校长并确定其薪酬、调整教职工薪酬、设计新的募捐和投资手段等方面的权力.在保持加州大学公立高校特征和加州大学特点的基础上,他们希望以此来将决策权力向前推进,提高分校的灵活性,增强分校竞争能力,应对环境剧烈变化.通过任命更多的分校董事,也可以加强分校与当地企业、慈善组织的联系,从他们那里获取更多的支持[9].

据观察,相对于激进派的市场化主张和保守派的适度改革,温和派的改革可能更容易被接受,也更具有可行性,但他们的改革主张能否顺利实施以及实施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六、对中国大学异地办学的借鉴意义

伴随着20世纪末高校扩招和国家办学政策的放宽,一些中国研究型大学受地方政府邀请在远离主校区所在地之外的地方建立新的办学机构,在国内被称为异地办学.这些新校区主要集中在深圳、珠海、苏州、威海等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城市,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举办的深圳研究生院、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山东大学威海校区等.地方政府邀请著名高校建立新校区主要是为了引进知名高校提高本地的文化品位和层次,为本地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为本地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并希望高校能为本地提供更多的技术转移,推动本地经济发展[10].而高校之所以愿意异地办学也有多重的目的,有的是为了将自己的空间拓展到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从当地争取更多的办学资源(如科研经费、土地等),加快技术转移;有的是将新校区作为管理体制创新的试验田[11].目前中国大学的异地办学模式仍在探索之中,在管理上还没有相对成熟的模式,普遍存在发展定位不明确,发展战略不清晰等问题.中国这些探索异地办学的知名高校与加州大学同属公立研究型大学,虽然直接采用加州大学的模式存在一定的困难,但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加州大学系统是在加州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政治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这种文化背景与政治体制与中国有较大差异.如,美国联邦政府没有全国性的教育管理机构,美国的教育部只是一个服务部门,权力和资源十分有限;加州政府也没有统管各类高等教育的机构,加州大学具有独特的自主权,是与州政府、议会、法院并列的“第四分支”,董事会可以自行决定设立新的办学机构,在加州大学内部也具有高度分权化管理的特征,院系是管理的重心所在.相反,在中国,教育部和各省市的教育厅、教育委员会是高校的领导机构,中国大学要设立新的异地办学机构需要从地方到中央的层层审批,成立后也受到严格的监管,自主权有限;中国大学内部目前仍然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学校和院系之间的责权利划分并不很明确,主校区与外地校区的管理职责划分也不是很明确.在这种背景下,将高度分权的加州大学管理模式移植到国内,可能会遇到文化的水土不服.值得注意的是,加州大学管理体制的实施与总校调控资源的能力密切相关.自加州大学多校区系统建立直到21世纪初,加州政府的资助一直是加州大学办学最大的财政来源,而总校一直是各分校获取州政府资助的唯一渠道.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州政府对加州大学的资助持续下降,各分校不得不通过提高学费、争取更多的联邦研究经费和社会捐赠来弥补财政缺口,在这种形势下,加州大学总校在各分校解决财政中的作用日益衰微,相反,总校对学费的各种限制和缓慢的决策机制还影响了各分校争取经费的能力,由此引发了诸多的批评.反之,国内的异地办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拓展办学空间,从经济发达地区争取更多的办学资源,主校区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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