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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方面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大学去行政化四问相关论文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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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科层化的却科层化了.显然,大学去行政化的主要方向和内在要求就是去大学学术体系的科层化.去大学管理者的官僚化.大学机构级别化、大学体系特别是大学学术体系科层化,其逻辑延伸必然就是大学管理者的官僚化.于是,当今中国大学在级别化和科层化的官僚制度支撑下,官本位盛行、以行政手段管理学术事务、行政管理人员高高在上而脱离实际和群众等等大学管理者的官僚作风、官僚习气和官僚化现象弥漫于大学校园.如果说,大学行政管理体系中的人们难免于官僚化的话,那么,即使在学术体系中的人们的官僚化也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学术权力已经“参照”行政权力来运行,成为了行政权力的翻版,于是,行使学术权力者就不可避免地沾染大量行政权力的官僚习气和做派.不仅如此,据报道,在大学行政化和大学管理者官僚化潜移默化的“熏陶”下,甚至连学生会干部也不能幸免于官僚化.毫无疑问,去大学管理者的官僚化应该是大学去行政化的题中必然之义.二、去行政化的主体是谁?
那么,大学去行政化的主体是谁?迄今为止,还未发现有对此问题加以讨论者.这应该是大学去行政化不得不直接面对的重大问题,也是在实施大学去行政化的操作时必须首先解决的关键问题.遗憾的是,不论是政府政策制定还是学界对策建议,迄今都未触及到这个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不重要,恰恰相反,这是大学去行政化十分尖锐但必须首先回答的前提性问题,即究竟是谁最有责任、最有能力推进和实现中国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不过,令人困窘的是,要回答这个问题还真的不容易.这也许是大学去行政化已明确写入政府文件多年却迟迟不见行动的重要原因.
大学去行政化的主体无非是两个：一是党和政府,二是大学自身.但这两个主体在大学去行政化中都存在着自身的特定考量和局限.
党和政府是且应该是大学去行政化的首要主体.其原因在于：其一,大学去行政化有两个方面,一是去大学外部行政化,一是去大学内部行政化.就大学外部而言,党和政府应该充分尊重大学办学自主权,取消和制止政府对大学的不当干预,为大学自主办学提供良好的宽松的社会和法制环境.其二,不容讳言,因为党和政府在大学行政化过程中曾经起过并仍在起着关键作用（譬如,正是党和政府赋予了大学及其管理者的行政级别,使大学及其管理者的行政级别成为了大学行政化的根子和核心）,因此,解铃还须系铃人,赋予大学及其管理者行政级别者,恰恰应该是取消大学及其管理者行政级别、从而实现大学去行政化的首要主体.其三,党和政府最有责任和最有能力使大学去行政化.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是大学的四大职能.为了使大学更好地履行和完成这四大职能,党和政府有责任扫除一切妨碍大学履行和完成四大职能的制度体制机制障碍,其中最核心和最关键的就是要去掉大学的行政化,因为大学行政化是当前中国大学履行和完成大学职能的最大拦路虎；同时,由于政府是公立大学的举办者,掌握着大学的办学资源,且所有大学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因此,党和政府也最有能力实现大学去行政化.当然,必须看到,党和政府要真正成为大学去行政化的主体,其认识论前提是必须改变对大学的认识和定位,把大学作为教育学术机构而不是行政官僚机构来对待,并使大学回归自身.
然而,党和政府作为大学去行政化的主体,面临两个主要障碍：一是政府部门会真正自愿放弃应该放弃的权力吗?至少从目前的情形看,似乎看不到政府部门有此意愿,更没有看到实际行动.相反,在大学的用人、职称评审、分配制度等方面,政府部门对大学的直接干预并无减小和减轻的迹象.譬如,大学引进教师,必须年初向政府有关部门申报进人计划并获得批准,年中如有急需人才或高层次人才引进,也不能有所变动.二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如何可能?譬如,教育部门提出了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议题,人社部门和编制部门能够跟进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机构和编制核定吗?组织部门能够跟进取消大学校长（和所有大学校领导）的行政级别吗?不仅如此,取消大学及其管理者行政级别后如何破解上面提到的“去行政化悖论”?又如何加强对大学的领导和管理?看来,这些问题还没有且难以得到积极的回应.
大学自身是大学去行政化的直接主体.这又要分为去大学外部行政化的主体和去大学内部行政化的主体两个方面.其一,就大学作为去外部行政化的主体而言,大学深受大学外部行政化之苦,但这特指大学外部行政化之中的行政干预而言也许更为准确.因为当前政府及其部门对大学办学的直接干预显而易见却积重难返,大学对此怨声载道却无可奈何,大学无时无刻不在希望摆脱大学外部行政化之困.可见,就大学外部的行政化而言,大学自身作为去行政化的主体实际上难以发挥作用,即大学自身作为去行政化的主体被“悬置”了.其二,如果同样将去大学行政化的“革命矛头”指向大学内部,即将大学作为去大学内部行政化的主体,情形又将如何?在这里,就大学内部的行政化而言,大学自身作为大学去行政化的主体,应该是最具革命性的因素,但事实上却遇到了令人尴尬的情形：一方面,普通教职工作为去行政化的主体在面对大学内部的行政化时,与大学自身面对大学外部的行政化时,其情形完全是一样的,即是被“悬置”的；另一方面,大学校长（含大学所有管理者）是行政化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在反对大学外部的行政化时,理论上却是大学去内部行政化的最大障碍；即使对去大学外部的行政化,大学管理者作为主体也只限于要求去外部行政化中的行政干预,而不是外部行政力量对大学及其管理者行政级别的行政任命,后者恰恰是大学管理者所需要和追求的[2].
对于大学去行政化,虽然既有了领导人的讲话和指示,也有了政府文件规定,但却见不到实际行动,也许是在大学去行政化的“主体”问题上即究竟谁来主导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上卡了壳.不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大学自身,作为大学去行政化的两大主体,其实都还没有做好去大学行政化的准备.看来,仅以发布某个“纲要”或作个什么规定,或领导人作了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对于大学去行政化仍然是远远不够的.指望通过某个规定或领导人的指示达到大学去行政化的目的,其本身就是行政化的表现.因此,大学要去行政化,首先必须明确和解决大学去行政化的主体问题.三、如何去行政化?
“如何去行政化”的问题,即大学去行政化的路径问题,同时也是大学去行政化所应具备的条件问题.这个问题当前人们讨论得较多却仍然难以理清.在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媒体报道较多的如某某大学校长主动不担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甚至有校长退出校学术委员会者,以为这就是去大学行政化了.笔者对此很不以为然,因为这仅仅只是一种姿态和表象,行政权力还有很多或明或暗的方式干预学术活动和学术事务,并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因此,如何去行政化相对于上述两个问题而言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笔者试图按照相互关联、前后相继、逻辑递延的“词典式”顺序提出如下不成熟的看法.
建立以法制精神为内核的现代大学制度,是大学去行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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