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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方面有关论文范例,与《新教育》杂志与民初科学教育思潮的勃兴相关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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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宣传可谓铺天盖地,由于中华教育改进社每次都参与或牵头发起了这些教育家的来华考察活动,作为它的机关刊,专业教育期刊《新教育》杂志在宣传推介这些教育家的学术主张时,其报道热情、参与程度、关注力度、反应速度自是超过一般报刊.

二、对“实验主义”推崇备至

实验教育学理论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是“作为赫尔巴特唯心主义教育学说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试图站在自然科学的立场上研究教育现象”[10].客观地说,实验教育学派对教育学理论的构想并未达到预期目的,但他们的探索却在教育实验发展历程中树起了一块科学主义的里程碑[11].

五四时期,由于实用主义大师、美国现代教育试验运动的领袖杜威访华,实验主义一度成为中国教育界关注的热点,在许多大城市,实验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国外新兴的教学实验迅速引入中国并在各地蓬勃开展.这一时期,刚刚创办的《新教育》杂志对于实验主义的宣传可谓不遗余力.

1.积极推介实验教育主张

《新教育》杂志一创刊,就发表了陶行知的《实验主义与新教育》.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对实验主义推崇备至.他说:“试验之消长,教育之盛衰系之”;“既能塞陈旧之源,复能开常新之道,试验之用,岂不大哉!”[12]同一期杂志刊载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刘经庶的《试验的论理学》一文.他认为,杜威所主张的试验之精神,“既不同普通经验,复又异于十七八世纪纯理派及近今各国过激派所宗之纯理.等试验主义不惟可以发明新知,亦可作人生之向导也”[13].胡适在美留学期间,发奋通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可以说是深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之要旨.1919年4月,为迎接杜威来华讲学,胡适写了《实验主义》一文在《新教育》等杂志刊载.胡适在文章中指出,实验主义是“是十九世纪科学发达的结果”,“实验的态度就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试验的态度”,“我们人类当从事实上求真确的知识,训练自己去利用环境的事物,养成创造的能力,去做真理的主人”[14].

除了重点介绍实验教育理论及杜威实验主义的主张外,《新教育》杂志刊有其他文章介绍了美、德、英及苏俄等国的实验学校的现状.如1924年5月刊发了Roman氏著、程宗潮译的《德国之试验学校》一文,就介绍了德国兴盛的三类试验学校,即生活学校(TheLifeSchool)、汉堡制(HamburgSystem,或称为“友伴学校”、“社会学校”)、工作学校(Theworkschool)[15].

“实验主义”的大力倡导,有力地促进了人们教育观念的转变,引领中国近代教育界逐渐摆脱了传统思辨式、经验式的教育研究范式,催生出一大批以践行西方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为主旨的实验学校.

2.助推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在中国的实验推广

在杜威实验学校及其思想体系的推动下,美国各种新教学制度和方法的实验不断涌现,如“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等.这两种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都反对刻板、专制、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育,一经引入即在中国产生强烈反响,许多学校纷纷开展了教学实验与改革.《新教育》杂志对这两种新方法的引入和实验推介给予了浓厚兴趣,或译介它们的理论渊源、主要观点,或报道它们在实验推广中形成的经验、遇到的困难或问题.

从1922年第4卷起,《新教育》先后刊了陈宝泉的《对于设计教学法辑要的感想》、曹刍的《设计教学法原理》、赵欲仁的《设计的小学教育法》、俞子夷的《设计教学法问答》等一大批文章,对设计教学法的基本理念进行阐述和译介.比如,《对于设计教学法辑要的感想》开篇就指出“这种教学法,是哥伦比亚师范院各教授最新的发明,能为儿童造幸福,为教育界放异彩,是决无可疑的”[16].“设计法的价值很合于养成真正之共和国民”[17].除了理论类文章,江苏二女师附小的《社会研究科的一个设计》,潘志征的《这里玩够了——一个社会地理的设计》,蒋石洲的《小学校设计的手工》等文章,关注的则是设计教学法在各科教学中的实施.

《新教育》对道尔顿制实验也给予了热情关注.该刊第6卷第1期刊发了朱经农的《达尔顿方法(DaltonPlan)述要》,通俗地介绍了道尔顿制的由来、主张和实施流程.第11卷第2期刊发的《道尔顿制概要》一文则指出:“道尔顿制非仅方法上之改良,实为精神上之改良.”

以上文章,既有对国外最新研究的译介,也有国内专家的理性解读;或作理论分析,或作实践反思,或谈试验心得,或报道实验动态,有力地推进了国内新兴教学实验的蓬勃开展.

三、为教育测验运动推波助澜

教育心理学奠基人桑代克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凡物之存在,必有其数量.”美国测量学者麦柯尔也于1923年指出:“凡有数量的东西,都可以测量.”民国初年,随着西方心理测验的渐次传入,我国也尝试进行了教育测验理论的译介、研究和应用工作.中国教育测验运动的第一波高潮,则出现在1922-1923年美国教育测量学家麦柯尔教授应邀来华讲学之时.

麦柯尔是桑代克的高足,在教育统计、教育测验及教育实验方法等方面研究精深.他是由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来华主持教育测验工作的,作为该社主办的专业期刊,《新教育》杂志宣传推介教育测验理论和技术特别是麦柯尔的学术主张,自是不遗余力.1922年12月,麦柯尔来华不久,该刊就发表了他的《教育科学》一文[18].《教育心理测量》是麦柯尔在华的一篇演说,文章强调了教育测量的重要性.在这篇演讲中,他对当时中国教育界在心理测量研究和推广中表现出的“互助和合作”,尤其是中华教育改进社所付出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19].教育测验理论传入中国后,国内教育界从不同侧面对它进行了研究,有理论层面的解读,更有实践层面的探讨.《新教育》杂志这些研究成果不惜版面予以推介,引领着教育测验运动向纵深发展.胡叔异的《标准测验简说》一文介绍了“什么叫标准的测验”、“个人测验与团体测验”,并分别阐述了“智力测验”、“学力测验”、“练习测验”的功用和目的.而陈鹤琴的《一个算学测验》、《一种国文测验:词句重组》、《初小默读测验编造程序》,朱公振的《测验式的试验的报告》,俞子夷的《编造小学书法测验方法的概要》,徐敬修的《各科测验法》、《一个初级中学入学试验的报告》等,推介的全都是国内研究者的经验总结和测验报告.从这些文章的标题可以看出,当时国内的教育测验已经渗透到国文、数学、史地、社会等不同科目的各个方面.

参考文献

[1]董光壁.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465.

[2]编者.本月刊倡设之意[J].新教育,1919,1(1).

[3]赵祥麟.外国教育家评传(第2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540.

[4]黎洁华.杜威在华活动述评[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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