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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博士生方面论文范文例文,与这个领域,如何认定好的学术相关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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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年来计算机教育应用领域的学术研究不断深入,对于这个领域如何认定好的研究这一论题讨论也日益热烈,尤其是在华人学术界.各个国家及地区在社会科学领域都日渐重视SSCI①论文发表的数量、期刊影响因子及其他量化指标等,这在促进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水平提高方面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在这些跟论文有关的量化标准外,是否有别的标准来衡量与评价好的学术研究.本刊十分荣幸邀请到台湾中央大学陈德怀、北京大学林建祥、南洋理工大学吕赐杰、香港教育学院江绍祥、华东师范大学祝智庭、台湾科技大学黄国祯、北京师范大学余胜泉、华东师范大学顾小清、南洋理工大学陈文莉、南洋理工大学黄龙翔、南洋理工大学王其云等十一位从事计算机教育应用研究的知名华人学者共同探讨这一论题.此次讨论由台湾中央大学陈德怀教授牵头,提出五大论题,由各位学者联系自身研究进行深入探讨与对话.
陈德怀教授：《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学报》（GCJCE）和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GCCCE）是两岸四地与海外华人学者可以用中文发表关于计算机教育应用的最高学术水平学术交流平台.在这个研究领域,我们如何认定好的学术研究?谈论这个题目,我担心自己不够资格.但毕竟作研究几十年了,若说一点心得体会也没有,那肯定是假话.我就先抛砖引玉,与大家分享一点自己的看法,希望各位学者能够从本领域的学术价值观出发,酣畅淋漓地对话.希望这次会谈能够吸引更多同行的关注,在圈子里引发一些思考与讨论.这里,我提出以下五个问题,并尝试进行回答.
第一个问题：有些华人学者尤其是大陆学者说,他们的研究很注重实践,但这些实践性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较为有限.这是否意味着立足于实践性研究,就难以产出高水准的学术论文
陈德怀教授：这个问题是关于实践性研究（有时候我也叫采纳性研究）的问题,比较容易回答.我一直都很重视也很骄傲GCCCE有一个教师论坛,因为我相信我们的研究,只有与第一线的教师合作,才会有突破的发展,才能走向成熟.这个领域虽然融合了工程、人文、科学（实验数据的验证）等多方面的元素,但最终要落脚到教育实践,要以改善教育现状为最终目标.在实验室里发展理论,建立原型系统固然重要,但田野研究也必不可少.教与学始终与人的行为息息相关,现场观察是研究资料的重要来源.我坚信未来研究的进步,必然教学现场的实践.这样的尝试不仅能使研究水平越来越高,其所扮演的角色也会越来越重要.
吕赐杰教授：目前,我从事的研究更加关注实践领域.一些华人学者尤其是大陆学者的研究比较注重实践,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实践必须根植于理论,以优秀的理论为指导.因此,在理论与实践的侧重问题上,我支持“平衡”的做法,即：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如作扎根研究或田野调查时,从既有结论出发,以理论为导向.此外,我想强调一点.在进行理论研究时,我们不能生搬硬套其他领域的术语、理论.强行植入并不是真正的理论创新与研究,如将工程学领域的某个术语生硬复制到教育学领域,标榜“理论创新”,这样的“极端”做法不可取,一定要尽力避免.
黄国祯教授：正如吕教授所说,近年来的研究发展,愈来愈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在计算机教育应用（或是数字学习）领域中,更重要的是要由教育的需求角度出发.不论是发展新的系统,或是提出新的方法,都需要能够由学习或教学的需求立场,来检视这些“创新”的必要及价值.最近,在期刊论文的发表方面,台湾的学者也不断提出一些省思的方向.最近我们也在讨论,如何做出对于教育或学术界更有贡献的事.也因为这样的省思,最近大家开始着手规划撰写书籍（包括研究的书籍及教科书）,期望将大家累积的经验作有系统的整理及传承.
陈文莉教授：实践性与理论性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二者不可割裂.一项有意义的研究,不管其理论性多强,最终都得面对如何实践的问题.在新加坡学习科学研究所,我们会定期进行研究分享会.这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每当一个研究团队介绍完他们的研究理论时,我们总能听到“sowhat?”的问题.在这样的“质疑”下,我们不断反思自己的研究,力求为学校的教学实践带来积极影响.根植于理论的实践会少走弯路,源于实践的理论则更具有实用性与普遍性,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该文来源:http://www.sxsky.net/jiaoxue/020652709.html
余胜泉教授：在是否注重实践这一点上,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教育科技研究确有不同,关心实践是一个观察的角度,但或许还有其他的观察角度.凡是研究,都会有理论观点与实践观点.完全理论或完全实践的并不多见.中国大陆发表的一些中文论文,其理论水平以及思想也有其一定的深度,并非像大家所认为的只注重实践,而没有理论.就像何克抗教授团队的研究,除了有系统而深刻的理论体系,还有广泛的、有效果的实践.
中西方学者最重要的差别是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的研究多是发现式的,而大陆的则多是演绎式的研究.西方的研究是以小见大,研究小问题,发现大规律.中国大陆的研究则习惯以宏观的方式看问题,针对实践中的关键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理论与方法.西方研究多采用资料实证,具有严谨、科学、可控性强的特点,但是,在控制条件下发现的规律,在复杂多因素的生态系统中则未必适合；中国大陆的研究则多着眼宏观、现实的问题,通过演绎性或开发性的思维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法,而不依靠资料实证.贴近实际,对实践推动的力度大,可以提出非常系统化的、深刻的思想,但局限是很难用资料证实；即使有数据,仍会因为时间长、规模大、影响的因素众多而难以单一归因.
其实两种思维方式,各有优缺点,相互交流和碰撞,可增加相互了解、相互学习,扩展大家看问题的视野,这正是GCCCE相对于国内一些研讨会的独特之处.东方对西方的研究成果,心态是学习和借鉴的,西方的学者,如果有中文的能力,适度阅读中国大陆的中文文献,也可以获得很多启示和启发.
陈文莉教授：余教授对中西方学者的不同思维方式的论述,我非常赞同.我想这些不同是因双方受到不同文化与历史传统的影响所致,二者并非对立,而是可以取长补短,互相借鉴的.回顾我自身的研究经历,对这点感触颇深.我本科与硕士阶段的学习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陆完成的,博士则是在新加坡读取的.在硕士阶段,我的研究注重基于逻辑的推理与建模,在科学收集数据、验证模型上则有所欠缺.实话说来,在我甫登海外进行博士研究接受到系统的实证研究方法论训练时,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才是研究呢”.此后的几年,我都遵循“纯基于资料”的实证研究,希望达到“见微知著”,也有了一些成果.但近年来,随着研究范围的拓展,我又有了一些不同的体会.“见微以小心求证”我做到了,但“大胆推理而知着”却是不够的.这主要表现为在撰写论文的结论与讨论部分时,总因担心“结论与数据脱节”,为避免“故意拔高”而过于就事论事.过分小心谨慎之余,则“不知道如何”甚至“不敢”将分析结果作进一步的推论而建立模型了.最后论文是发表了,数量上又多了一个有“i”的.但在自我反思中我深刻地认识到,如果能将研究进一步上升到模型阶段,那对学界和业界的影响则会更大,研究本身也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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