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博士生方面论文范文例文,与这个领域,如何认定好的学术相关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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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值和意义.阅读中文期刊时,看到大陆学者通过逻辑推理而产生的模型.尽管有时也会对这些模型的验证存有疑问,但这些文章常给我带来“醍醐灌顶”之感.以上是我自己对融汇中西学术范式的一点体会,我想不同背景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不同的体会和做法.就目前来看,各地学界在归纳与演绎等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逐渐趋同,原因之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好的研究应该是研究论题主导而非研究方法主导——从论题出发确定研究方法,而非立足于自己最擅长的研究方法挑选合适的论题.我在给博士生上研究方法论的有关课程时,一直强调要避免“hammerfallacy”——给一个两岁的孩子一把锤子,他会用这个锤子去敲打周围的所有事物,因为这把锤子是他能够掌控的唯一工具.同样,一名学者如果只擅长或偏好某一种研究方法,那么他很可能会用这一种方法去研究所有的论题,而不管这样的搭配是否最合适.作为研究者,我们一定要用开放的心态去面对不同的学术范式和研究方法,应该多与同行对话,彼此学习,取长补短,不断改进自己的研究.江绍祥教授:我认同西方、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的研究也是从实证的研究角度出发的,他们因应研究的题目把收集到的数据整合,然后提出推论,这些研究步骤都符合一般期刊在严谨度、理性分析和科学化的要求.另一方面,我完全同意实证的研究能有效产生应用方面的理论,尤其是在教育和教学方面.其实很多研究理论都需要实际地在学校环境和教育中实践,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这些理论跟实证研究有着非常清晰的相互关系.进行这些研究的时候,我们也可从实际发生的情况归纳出一些想法,以改良和改进教与学的问题.但我认为研究人员无论是进行哪一种教育研究,都需要做到客观中肯,包括通过充足的数据提出有效的支持理据.当研究人员达到以上目标后,我们才可以肯定这项研究能够对教育产生持续的影响.
另外,我认为中国大陆跟西方最大的差异是彼此的环境不同.西方严谨的研究方式对于目前中国大陆的教育体系来说其实仍有差距:首先中西方有环境、资源和心态上的距离;另外,中国大陆在教育需求方面仍然需要解决量的问题,因此难以同时追求像西方同样严谨的研究模式.
虽然中国大陆的资源相对没有西方丰富,但若他们尝试利用一种实践的模式,或是利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模式来进行研究的话,相信会尽快让他们取得一个方向去推动教育发展,这在我来看无疑是一种务实的态度.其实,我们可以从中西作风的差异互相寻求优点和借鉴:国内的研究者有需要了解西方行之有效的一套研究方式;反之而言,西方的学者也应持欣赏的态度去了解中国大陆在教育研究方面的取向.
林建祥教授:中国大陆重视实践已行之有年,而理论先是拿来主义,水平也很差,近年则有所改变.原因是,原有理论基础太差,不得不先向已有水平的研究者学习.现在有了一定的实践,才提出对理论的需求.准备更大规模的实践的同时,理论提高的需求也日益旺盛.祝智庭教授提出的“致知与致用”,认为致知的终极目标是致用,致用也会促进致知,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大陆目前在缓慢改变中的科技文化.中国大陆讨论“钱学森之问”的背景,普遍改变需要时间.暂时大体是中国大陆多强调实践,而香港、台湾、新加坡多强调致知,有所侧重.致知可能产生更多分析,进行理念创新;致用则是利用现有优秀的成果,进行耐心的综合,甚至需要业界的参与,以取得成效.当然统合更多层次的创新工作,就会得到更多的好评,但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譬如,现在中国大陆有两项实践很值得注意.一为西部与农村的基础数字设施如何发挥作用问题.二为高考备考如何提高复习效率问题.这些都构不上现代化教育的思路.但是,近年中国大陆有很大的进展;高考分数大大提高,特别西部农村穷学生有不少考进清华大学,这也归功于数字设施发挥一定作用,但思路还不够现代化.提高复习效率已经蕴含许多不错的经验,值得给予肯定.另一方面,中国大陆的华东、华南地区,数字设施近年来已相对进步,但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现在是面临巨大改变的前夜,对理论的需求相当急迫.这些条件与状况,将会成为往后理论深入发展的基础.
黄龙翔教授:实践性强的研究会很有社会影响力.在去年的一次Facebook网上的讨论中,台湾的王绪溢教授表示,既然谈社会影响力(SocialImpactFactor),至少应该衡量所设计的系统、教学模式,到底有多少学生使用,多少老师使用,多少创新教学模式被开发出来.开发数字学习系统在写完论文后即束之高阁,下次再申请计划时,却不考虑先前计划所开发系统的后续情形.如此一来,等于鼓励研究者完全不用考虑这些.他说:“所有系统写完就丢,也就是不需考虑社会影响力”.
王教授提及的想法,也是我的单位(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学习科学研究所)目前大力推动的方向.举例来说,现代男女交往有一种“以结婚为前提来交往”的说法.因为现实中已经有越来越多不以结婚为前提,只在乎曾经拥有、合则来不合则去的恋人.我们现在提出新的以“教学法革新”为主题的研究项目,都十分重视“以将来扩大推广使用为前提”.这也是仿效科学界,尤其是采取设计型研究方法(Design-BasedResearch;DesignResearch;DesignExperiments).我曾撰文提出以下观点:“关于信息科技应用于华文教学方面的研究项目,已行之有年.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与最终在教育现场的实践之间,常常出现一个断层──许多研究成果,无法转换为可持续、可推广的课堂常规教学实践.造成这种落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即研究人员常常在较短期密集的教学实验期间,营造理想化的执行教学设计的环境;而参与实验的教师往往只是扮演研究助手的角色,对于设计理念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实验结束后,研究人员撤离,教师缺乏对于相关教学理论的认知,同时又得面对各种现实不利因素的掣肘,以致他们无法持续实践这些教学设计,终致后者被束之高阁.”
这也就是祝智庭教授曾提及的(研以)“致用”的课题.“致用”是不是真的应该成为我们教育研究者的最高指标──其重要性该与论文发表等量齐观,甚至超越论文发表的重要性呢?
顾小清教授:我对学术研究的信念在于,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所作的研究为学术研究,则一定有学术研究的基本准则以及基本规范需要遵循.例如,声称学术研究的论文,需要包括对研究现状的梳理和问题的分析;采用研究方法的设计,其研究资料的获取与分析所涉及的研究方法,可以是田野的、人种志的,也可以是实验的.同时,数据采集方法,可以是质性的,也可以是量化的,甚至是局部的或阶段性的.规范方面,则是包括文献的引用方式等.如果这样的信念是学术共同体的共同的信念,那么就不会因过分强调教育领域的特殊性、过分强调实践性(研究应该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以及过分强调思维方式的不同(我认为是学术训练的不同)而偏离“学术研究”的边界;如此一来,就能避免在自己限定的“学术研究”小圈子里自我欣赏、相互引用.
陈文莉教授:近年来,在GCCCE和GCJCE中高质量的文章不断涌现,研究方法也日趋严密,显示出华人学者的强劲实力.
相较于其他国际会议,GCCCE论文的优点在于立意好、概念框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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