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博士生方面论文范文例文,与这个领域,如何认定好的学术相关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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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模型建立有新意.这显示出华人学者在辩证推理与逻辑归纳方面的长处.另一方面,GCCCE中的许多论文,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论文,涉及如何在扩展加深计算机科技在教学上的应用与推广,这在其他会议上并不多见.此外,陈德怀老师引以为傲的教师论坛也是GCCCE的一大创新,值得别的会议借鉴.然而,GCCCE的部分论文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简单归纳如下.(1)研究的实证性尚待加强.部分论文缺乏严谨的方法论,结论仓促、随意.文章的信度与效度不够.这些论文在“大胆推理”上做得很好,但在“小心求证”上相对欠缺.(2)论述空洞.比如有些文章仅提到“第一,要大力加强等”、“第二,要抓好等建设”等.作出这些结论是否需要数据支持?如不需要,为什么作这个研究?如需要,数据在哪里?(3)方法论不强.观点性或概念性的论文或许不需要过分强调方法论,但如果实证性文章也缺乏对研究方法的描述,则严谨性不够.(4)文献综述薄弱.相当数量的文章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总结不够,这在国外文献的引用上尤为突出.“二手引用(摘抄他人引用结果而非原作者文章)”的现象普遍存在.针对文献引用的问题,我曾经与一名研究生有过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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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些问题,我建议在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学会(GCSCE)成立“特别兴趣研究小组”(SIG).SIG是某个专门领域研究者进行交流和对话的绝佳平台(该建议于2010年提出,现已被采纳).此外,也可以成立一个关于“如何作研究”的分享平台.各地华人学者都有各自的学术传统和善长的方法论,若有一个专门的平台供大家交流经验,同仁们可以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例如在GCCCE年会时举行专题讨论(PanelDiscussion)或研讨会(Symposium).另外,我们也可以请一些在研究方法或研究领域有建树的学者在GCCCE上举办讲座,以提高整个社群的研究水平.
余胜泉教授:陈老师的意见非常中肯,指出了大陆一些文章普遍存在的问题,大陆的大部分文章在实证研究、资料分析、研究方法的恰如其分的应用等方面,离SSCI公认的学术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但事情都是两分的,还要看到事物的另一个侧面.由于GCCCE论文集未被各种数据库索引,在会议上发表论文不能被学校的考核体系认可,故向GCCCE投稿的以一般性的文章为主,对优秀文章的吸引度不够,所以问题显得明显一些.
王其云教授:对于文章的写作,我的建议是写文章要有感而发,不要为了写而写.常常我们做了一点研究,感觉有好多收获,就有种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愿望和冲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文章才是真正发自内心,才有价值.如果为了拼数字,同样的实验,小学写一篇,中学写一篇,大学写一篇,小学跟中学的比较又写一篇等写了很多,发表了很多,但这些文章感觉太相似,食之也无味.很多进行定量研究的学者就是玩这种游戏.
中国大陆很多文章,理论性、概括性过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等),但又看不出这些概括从何而来,没有实证性资料支撑.这些文章在国际上如SSCI期刊上难免遭拒,难以发表.这并非写得不好,只是思路跟一般的要求不符合.
第二个问题:有些华人学者的研究水平
很高,对教育实践影响很大,但不是用英
文撰写的,也没有发表在SSCI期刊上,
对于这样的研究,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陈德怀教授:这里先谈谈与中国大陆这个领域的两位前辈林建祥老师与何克抗老师早期的互动.1992年我参加加拿大第二届的国际IntelligentTutoringSystems会议,建祥老师有一篇论文被会议接受,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参加,但会议的主办教授,却将我与建祥老师串联起来.我当时有点好奇,中国大陆能有学者对于人工智能教育应用这个新的领域感兴趣.认识建祥老师之后,发现他一直以来,都对国外最新的发展与最新的思路无比感兴趣.1993年我参加英国爱丁堡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会议(AIED1993),会议中第一次遇到克抗老师,当时用倍感亲切的广东话讨论了许多议题.在正式会议开始之前,还一同参加一个工作坊(Workshop),记得他用不流利的英文,问了一个他感到疑惑的问题,但我却觉得他的问题是一针见血,让那位已经有相当名气的讲者难以回答.
他们两位最美好的岁月,是在“文革”中度过.当时信息尚流通不易.若有机会到外国了解最新的发展状况,他们都非常努力去争取.我谈起这两位的往事,目的是想指出他们的学术态度——单纯的好奇与单纯的热情——是作出好学术研究的基础.
我认识建祥老师的时候,他已届退休之年.至于克抗老师,大家都知道他作了许多重要的实践性研究,不只水平高,影响也很大.如果跟建祥老师或克抗老师谈SSCI,就失去交流意义了.另外,我后来认识的李克东老师,每次听他的研究报告时,条理分明,评论中肯,分析宏观,并常有一些独特的洞见,令我印象深刻,获益良多.
吕赐杰教授:若是如此,这就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只有华人能够看懂这些文章.在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过程中,这些文章的“重要性”也就被逐渐提升了.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用英文写作还是用中文写作,也不在于是否发表在SSCI还是CSSCI,关键在于研究者应该在前人文献的基础上,作“真正的研究”.即使是用中文写作,研究前进行英文文献的阅读与学习也非常必要(至少在大陆学术研究数量与质量崛起的近几年内,中外文献的比较研究成为陈述文章背景内容的重要部分).闭门造车绝不可取,我们需要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在2011年的计算机辅助合作学习大会(CSCL)上,我与斯坦福大学的RoyPea教授有一次简短的谈话(在香港,德怀请我们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海鲜大餐,在回程的路上,我与RoyPea教授共乘一辆出租车).当时他问,在我所读到的学术作品中,有多少是中文作品?我回答说不多.我猜想他应该有些惊讶,因为他接着说道“随着中国学术研究在数量与质量上的崛起,中文论文的引用率会不断增加”.这是一个良好的预兆,我衷心希望这个预兆能早日成真.
江绍祥教授:英文论文较受尊重的原因是由于历史上使用英文发表的论文数目较多,因此优质的英文论文亦比较丰富,但我不否认有部分的中文论文仍然是十分优秀的.不过事实上,用中文发表论文的历史始终较短,因而在起步上造成障碍.所以我希望学界可以提供更多机会给现在使用中文发表论文的研究人员.若我们能够提升GCJCE的学术地位,便可以使华人在具有学术地位的期刊发表中文论文.
余胜泉教授:SSCI是以西方学术为主的索引系统,相较之下中国大陆的文章偏少,一方面是语言、开放较晚以及过去30年的经济制约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大陆的演绎性研究思维方式与西方归纳性研究思维方式不同,这不容于西方学术体系,是主要的原因.我一直认为,中国大陆SSCI少,并非中国大陆没有有价值的研究,中国学者的研究,对其所处社会发展的贡献,绝不亚于西方的学者.若没有以研究为基础的人才培养支撑,中国大陆近30年能取得这么快速的发展并非易事.在教育技术领域,中国大陆的一些研究,其深度和广度,绝不亚于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地学者SSCI论文数量相对比较多,跟这些地方的激励政策相关,都把SSCI论文作为升等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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