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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博士生方面论文范文例文,与这个领域,如何认定好的学术相关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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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只是追求数量或数字.”我也相信,好的学术研究,不需要特别用什么规则去认定（不一定是SSCI或是英文的论文）.只要是好的内容,对于学术界有深远影响或是具有启发价值的成果,都自然会被众人所认可.据我了解,有一些被大家所认为最有贡献的文章,是发表在杂志、研讨会或是大家不太知道的期刊上.当然,现阶段很多国家强调SSCI或SCI,有时候为了争取研究的资源,我们还是必须朝这个方向发表研究成果；但是最重要的,是要保有当初的研究的精神及热忱,二者是可以兼顾的.
余胜泉教授：SSCI产量多代表一个研究者的学术水平吗?这固然是重要指标,但还不够,还应该看这些SSCI反映的研究领域,是否聚焦、是否深入、是否系统和连贯、是否对实践产生重大而又广泛的影响.如果只是随波逐流,方向非常分散,对领域没有足够的深入与累积,再多的文章也难以显现其价值.比如Mayer对多媒体认知的系列研究是最具代表性的,其特征不在于文章多少,而是在于研究的深入、研究结论的系统化以及研究成果在学界广泛流传.
在大陆,有一些很不好的现象,很多大学在宣传自己学校时,都在广泛宣传自己学校获得多少奖项、获得多少经费,但就是看不到究竟这些奖项、经费背后学术性的贡献是什么.很多学校领导每天都惦记这些奖项,但要问他,这些获奖的学者独特的学术贡献在哪里,很少有说得清楚的.只数数量,不关心实质内容的做法,催生了大量的学术泡沫.数SSCI数量的做法,类似于这种问题.一个优秀学者的标签,绝对不应该是一些文章数量或类型,而是他的学术贡献,一提起这个人的名字,领域内的学者都知道其作出了哪些原创性的贡献.
对于学术生涯起步和发展的年轻人来说,多借鉴西方的实证研究,聚焦特定领域,多发点SSCI,应该成为他们学术能力的核心标志.对于成为教授的资深学者来说,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性著作应该成为好的研究的核心标志,另外一个重要标志是研究工作对实践影响的深度、广度.建议GCCCE每隔几年,表彰一些原创性的学术性著作或有影响的研究计划,对推动本领域的高端研究,或许能发挥一些作用.
陈文莉教授：对于SSCI论文,我很认同陈德怀教授所说,“SSCI是针对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的阶段,会起到作用”.在新加坡,SSCI是大学评判研究者研究成果及升等的重要指标,因为这是一个相对客观的对研究水平的评价体系.以我一个年轻学者的角度来看,SSCI期刊有严格学术标准,有助于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平.即使有时论文被拒绝,但同时也收到很有价值的修改意见,使我受益匪浅.不过,我也同意这不应该是评价研究的唯一指标,一个更为重要的指标是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实际影响,后者似乎更多取决于研究者的自我衡量.那么两者的平衡点该如何拿捏?我们的做法是,在中小学进行长期的多阶段的设计研究,以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实际利益为首要目标.在过程中很多研究论题（宏观或微观的）会不断浮现.如果是微观论题（比如某一节课的课程设计,或某一面向的议题如教师职业发展）,我们立刻写下来投给期刊；如果是宏观论题,我们可以把想法积累起来最后写成宏观长论文（GrandPaper）投稿.如此一来既能保证身为教育学习研究者的我们,在做着自己内心认为重要的事,又能保证SSCI论文数量,保证生存及升等.作设计研究的另一个好处,则是让自己在研究领域既有专攻,又能不断扩展,更感到学术生涯永无止境.至于平常用中文写作的学者对于SSCI的态度我曾接触到两类：一类是对SSCI趋之若鹜,并以有更多SSCI论文而无比骄傲；另一类是不屑一顾,认为SSCI对中文写作者不公平.我想这两种态度都可以理解,但过于绝对化则有失公允.我倒觉得,我们不必有抗拒的心态,既然SSCI已有一套相对成熟的评价标准,已成为国际上的流行指标,那我们不妨先争取进入这个系统,按SSCI的规则,在这个平台上展示我们的成果（只要是好的研究,我相信SSCI是会接受的）.在我们的研究足够成熟,我们的研究者足够自信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超越SSCI呢.
江绍祥教授：我认为这取决于研究人员在追求文章发表的“量”的时候,能否同时拓展自己的视野.在我的角度来看,每一位作学术的人都会明白发表第一篇SSCI论文的艰辛,由从未发表过到被登刊第一篇SSCI论文的经过,的确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历程.但当学者能够成功发表第一篇SSCI论文后,他便会渐渐明白期刊的评审标准,然后变得有能力,甚至有倾向使用这种模式编写更多流水作业的文章.尤其是当研究人员明白他在优质的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有助巩固其学术地位的时候,他便会有所追求,但我认为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然而,当学者把自己的学术地位提升到某个阶段的时候,他可能会开始反思以往的操作能否为自己的学术事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果他拥有一个更宏大的视野,希望在学术事业上再创高峰的时候,他便不会只着眼于SSCI论文的“量”,反而会要求自己超越一个突破点.若这些学者想突破自己,他的文章未必会跟循传统模式来撰写,这时候便有几个问题需要思考：期刊的编辑会否使用一套另类的审核方式来接纳这些前尖性的文章?如果期刊登刊了这些创新的研究论文,它的评审标准会被批评,还是会受到赞赏?由于这可能对期刊和学者的声誉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因此这种突破性的论文不论对学者还是期刊编辑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
黄龙翔教授：陈国栋教授曾说：“KPI、KPI、KPI（注：KeyPerformanceIndicator,关键表现指标）年年月月日日要面对,多少篇高影响力（HighImpactFactor）的SSCI期刊,多少篇其他论文.作为某个程度的决策者,这是个要改还是不改的政策.”他认为应该思考,究竟是对社会交代,还是对期刊交代.我们需要的是社会影响力.
陈教授提出五点意见：第一,高质量论文的量,才能让华人在世界的学术界有地位与发言权；第二,有效地改进教育现场（学生、教师）的策略、方法、系统、教材；第三,针对台湾本土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策略、评估表、系统、教材、培训、制度）；第四,针对世界趋势与需求,提出解决方案；第五,满足人类探索世界真善美的需求,扩增我们对世界的了解.
我认为,要看出一位学者、一本书或一篇论文的文明影响力（CivilizationImpactFactor）,需要时间的沉淀.但我们越来越习惯急功近利、短线操作；十年寒窗、苦心孤诣,追求KPI的高官们眼中的价值观.当年读过一句话,印在心中至今仍难以忘怀,内容是“时间是一个筛子,缓缓滤去糟粕与平庸,留下的都是精华.”可惜人在江湖,我无法把它当成座右铭来奉行.
我服务的学院最近好像越来越重视H-Index（另一个KPI）.记得在维基百科（Wikipedia）上读过,假设爱因斯坦在1905年写了四篇有关狭义相对论的论文就过世了,别管四篇论文被引用过上万次,改变了全世界,他的H-Index引用数永远停留在四次.在我的学院里,H-Index引用数超过四次的人不多,但也有数十人.
KueiAlex则认为,没有绝对完美的政策,总是永无止境的需要逐步改善,评量贡献的方法也是如此.例如,政府若需要对产业有贡献的研究,就加上事后对产值贡献的奖励机制.那么为何每个国中生听完课后,不能都得满分?这样的教与学差异该如何解决?政府却只将达成此目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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