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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0;源头是建国伊始的苏联模式――具有计划经济体制特征的高等教育集权管理模式：政府在研究生招生环节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而研究生培养单位和社会则无足轻重.根据认知距离理论,研究生培养单位比中央政府更了解本区域经济社会对高层次科技人才的需求状况.然而,在制度惯性的使然下,直至今日,政府在研究生招生制度中的绝对地位仍不可撼动.本文拟从研究生招生制度的两大利益主体：政府和研究生培养单位的视角来探究路径依赖的原由.一是政府的理性选择.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部门是由一个个有自我利益的“经济人”组成的,故其行为具有“自利性”.政府通过研究生招生制度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并调整培养单位、社会和考生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获得支持以巩固其政治地位.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不可预期性,意味着政府对自己和别人的行为处于一种不可控范围内,无疑将削弱政府对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宏观调控能力.此外,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框架中正式规则的确立将会导致大量的与之相适应的非正式规则的产生,共同构成一个制度的矩阵结构,使人们习惯于既定的制度框架[9]（P170）.政府主导的研究生招生制度在我国运行已久,相应的管理制度已成定制,如评估制度、就业指导制度等.这些相互交错的制度间形成了自我强化效应,使得制度变迁成本不断上扬.正是基于上述适应性预期和协作效益,政府倾向于保持原有路径的锁定状态.
二是研究生培养单位的理性选择.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奠定了高校的办学主体地位,相应地,高校在研究生招生领域也应享有一定的招生自主权.然而,在实践中,研究生培养单位却缺乏改革的动力：一方面,位于组织制度顶端的重点院校,往往是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试点单位,其一直享有较大的招生自主权.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此类重点高校对改革三缄其口.另一方面,位于组织制度中低层的普通院校,长期缺乏改革话语权,加之难有改革相应的条件和手段,对制度改革也是有心无力.反观现状,在政府主导的研究生招生制度中,所提供的机会集合会产生显著的组织学习效应.即研究生培养单位在现行研究生招生制度框架下,形成了井然有序的组织结构,并在历史进程中学会了“趋利避害”的生存发展,进而反过来强化制度本身[9]（P170）.由于组织学习效应的使然,近年来要求进行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呼声虽高,但实际践行的单位寥若晨星.
(三)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变迁
制度变迁综合了路径依赖和制度创新,以路径依赖和制度创新作为一个连续系谱的两端,那么在两端中间有两大制度变迁类型：第一类是制度渐进,即在原有制度框架内的制度微调、制度置换和制度转换；第二类是制度断裂,即与旧制度的彻底决裂[4]（P62-75）.反观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60年嬗变历程,制度断裂和制度渐进交织并行.
1.制度断裂：波动性与断裂性特征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断裂往往取决于两大因素：关键性支节点和阈值效应[10].关键性支节点是制度变迁的催化剂,其既可能是重大的政治经济事件的冲击,也可能仅仅是由某些微小细节偶然引起的制度断裂.阈值效应是指某一事件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就能引起效果,反映了量变和质变的累积过程.根据关键性支节点和阈值效应推演出制度断裂的两种形式：一种是突变式断裂,即制度在外部冲击力的巨大作用下崩溃；一种是渐进式断裂,即制度在内部矛盾日积月累达到临界点时瓦解.突变式断裂先后两次登上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的舞台：第一次即新中国成立初,伴随政权的更迭,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苏联研究生招生制度全面取代民国时期模仿英美的招生制度；第二次即“文化大革命”时期,伴随高等教育系统的瘫痪,研究生教育工作处于全面断裂状态.随着研究生招生制度中集权和分权矛盾的积累,渐进式断裂在迈入新世纪后初见端倪,即首次大范围扩大招生自主权.一言以蔽之,关键性支节点和阈值的临界点是研究生创新的契机.唯有及时把握契机,才能使研究生招生制度突破路径依赖的枷锁,获得质性改变.2.制度渐进：稳定性和连续性特征
基于人类知识的有限性和原有制度经验的有效性,制度渐进主张采取需求累积和阶段式突破的方式,逐步推动制度升级并向终极制度靠拢.制度渐进贯穿于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变革的始末.1981年《关于进一步改进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几点意见》就是对1951年确立的全国统一的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微调,将研究生招生计划分为国家计划和用人单位委托培养计划,安排一定比例的定向培养招生计划.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主导的研究生招生制度模式,改革开放之后逐步演进为政府调控、市场导向和高校自主相结合的制度模式.虽然政府主导的研究生招生制度覆盖范围已有适当的收缩,但它却继续承担主导制度功能,而关于市场导向的制度仅仅对核心制度起着补充作用,即通过边缘制度创新来缓和原有制度矛盾.这种边缘制度创新,即制度置换[4]（P62-75）.
本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对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60年嬗变历程进行细致梳理,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深受制度深层结构影响,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所谓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国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目标下,以政府为制度变迁的主体,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自上而下的变迁[9]（P177）.计划经济体制、集权管理模式和社会本位的文化模式作为影响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深层结构,促成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形成.其中,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制定和变迁,更多地表现为国家统治者的理性设计；集权管理模式直接导致政府以行政命令和法律推行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改革；社会本位的文化模式则促使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变迁以实现国家或集体利益的最大化为追求.
第二,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创新的契机是制度断裂的关键性支节点和阈值临界点.在现有的研究生招生制度下,政府和研究生培养单位都缺乏突破旧制度堡垒的动力,故路径依赖成了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变迁的路障.打破路径依赖、实现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创新,必须以关键性支节点和阈值临界点为突破口.而今,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正面临数量和质量失衡等矛盾冲突,这些内部冲突将在积攒后达到阈值临界点从而引发制度创新.
第三,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主体由封闭单一走向开放多样.建国初,国家在研究生招生制度中享有唯一的话语权,而研究生培养单位处于一种被动无权状态.改革开放后,伴随市场地位的凸显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市场和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招生主体身份逐渐得到认可：市场在研究生招生资源配置中举足轻重；研究生培养单位也享有一定的招生自主权.至此,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的主体由单一走向多样、由封闭走向开放,逐渐建立起政府、市场和研究生培养单位共同参与的研究生招生体系.
第四,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从工具价值取向走向人本价值取向.回顾我国60年的研究生招生制度,无论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培养又红又专的研究生”,还是“培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需的高层次人才”,都反映了研究生招生制度关注于“工具”而非“人”.21世纪初,研究生招生制度的价值取向逐渐兼顾人本价值,提倡研究生制度中简化初试以利于学生有更多元的学科选择、打造灵活的选拔机制以利于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等,即在强调选拔社会发展所需人才的同时,更注重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
参考文献
[1]薛晓源,陈家刚.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孟洁.中国研究生招生制度变革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3]杨绍志.改革开放30年我国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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