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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对刑法设置非法经营罪的质疑.如有学者认为,非法经营罪的合理性值得质疑,“新《刑法》为非法经营罪设置了一种高度抽象的空白罪状”；“高度抽象的空白罪状导致了非法经营罪在刑事司法中的无限扩张”；“高度抽象的空白罪状设置方式有违罪刑法定原则”；“非法经营罪的设立及解释与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相悖”.[4]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设置的非法经营罪的价值取向值得质疑,“非法经营罪所具有的扩张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选择背道而驰”；“非法经营罪的设立使刑罚权存在滥用的危险”；“非法经营罪的价值取向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悖”.[5]还有学者认为,“非法经营罪堵漏条款已经处于失控的边缘,日益成为类似于旧刑法投机倒把罪这样的‘口袋罪’.修订刑法时废除投机倒把罪,其原因就在于投机倒把罪不符合刑法确定罪名的原则,违背了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从非法经营罪堵漏条款包含内容日益扩大的情况看,该罪有落入投机倒把罪窠臼的危险.总的来说,非法经营罪堵漏条款失控趋势会产生如下危害”：“不符合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中立法明确性的要求”；“违背了刑法谦抑的精神”；“模糊了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的界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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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分则的心理学参考属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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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上述对非法经营罪的质疑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他们更多的是从刑法的精神、价值取向和刑法的发展趋势的角度,这只是刑法的一种选择问题.尤其是在当前我国刑事立法并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面对成文法的缺陷,有时候

心理学类论文范文文献我们只能这样不得已而为之,这往往成为了立法者的借口、理由.

非法经营罪的心理学分析

1.从正面分析.非法经营罪所针对的是人,因此必须从人的心理角度来进行分析.根据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需要层次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多个层次,其中作为基本的需要有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爱与归属的需要.而对安全的需要,我们作更广义上的理解,即这里的安全并不仅仅是指人身安全,从更广泛的角度,它还包括财产、交易等方面的安全.对这些安全的保护体现在我国刑法分则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我国刑法对社会的保护主要就体现在对社会安全的保护.

社会之大,无奇不有,一部具有一定页数的法律条文根本不可能涵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因此刑法分则中的相关规定都是针对一些情节较为严重的行为,这就是刑法局限性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立法的遗漏,立法者就会设置一些抽象、概括的条款进行堵漏.对于这些条款,我国一些刑法学者称之为“兜底条款”,也有一些学者称之为“堵漏条款”.这在非法经营罪中的表现就是“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规定,也就是说情节非常严重的、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才能称为“非法经营”.另外,非法经营罪中规定没有经过国家允许的经营都是不合法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投机倒把”事件层出不穷.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这种行为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合法的,因此在保护社会安全的同时实际上是损害了个人的利益.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产生,刑法分则中有了“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规定,也就是说虽然违反了国家的规定,但只要情节不严重或者没有扰乱市场秩序就不构成非法经营罪.这种看似抽象的规定很好的补充了刑法中对于非法经营罪的缺陷,在保护社会利益安全的同时也保护了个人财产的安全.

综上所述,刑法中对于非法经营罪的相关规定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其为规范市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非法经营罪的规定中虽然没有穷尽生活和生产中的各个细节,但是利用“补漏条款”进行了很好的补充说明,虽然没有做到明确性,但是具有一定的正面效果.

2.从反面分析.个人安全和社会安全在很多时候上是很难达成一致,需要取舍的,因此刑法在做出相关规定时也进行了补充,力求两者达到平衡.人对自己的安全有一定的需求,因此在心理上会通过对行为后果的判断来做出行动,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往往会使得自己的判断发生偏差,有的是理解的错误,有的是由于自己不具备能力而对结果无法判断,这两种偏差都会使得刑法发挥不了其应有的效果.

就非法经营罪而言,民众的这两种预测偏差都有可能发生.这是因为我国《刑法》第225条关于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规定会给人们认知自己的行为带来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违法国家规定”涉及的方面太多,人们不可能认知国家关于市场交易方面的所有规定,这增加了人们认知的难度.根据我国《刑法》第96条的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有些规定别说民众可能无法知道,甚至即便知道了,民众也无法了解相关的市场规则,因为这些规定之间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刑法这条规定就有可能形同虚设,完全可能被其他的规定所架空,甚至会出现与刑法立法初衷完全相反的结果.二是“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之“严重”的判断困难.当然这种判断在刑法的许多条款中都可能存在,但是由于在非法经营罪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更受人们的关注.这种表现,具体有：有些情形下的判断仅仅是一种行为的判断,行为方式就能体现出来；有些情况下的判断则是违法所得的判断,以非法所得多少作为严重与否的标准；有些情况下的判断则是动机的判断等等.

人们对非法经营罪的这种认知困难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无法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是否构成犯罪.按照一般的行为原理,人们要么就不实施这种行为,要么就“冒险”实施这种行为.而产生这两种后果主要还是立法层面的原因,就目前这种状况,我们的刑法则将这种责任或者说这方面的风险完全转嫁给了普通民众.从政治的角度说,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国家责任的社会化”,即国家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责任转移给了社会一般公众.这违反了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和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