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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前的商业经济

自我们人类的祖先于四百万年前在非洲进化完成之后,人类进入采集食物阶段.以采集食物者开始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婚姻制度,较之农耕文明都更大程度的保留或继承了采集食物者的特点.在我的家乡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发现的大窑文化便是其中之一.

在此时与其说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赖地进行劳动合作,不如说是残酷的自然环境迫使人类做着最原始最自然的社会分工.女性由于生育要求,不能离居住地过远进行捕猎,而只能在周围采集食物,男性在居住周围更远的地方狩猎,而主要食物来源以女性所采集到的野果、野生谷类、豆类所提供；男性所捕获的猎物作为补充,当周围的食物被采集殆尽之后,整个部落也会被迫随之而迁徙,这个特点被日后的游牧民族所继承保留.社会组织结构以20-30部落为主,无全职政治统治者,生产能力极为低下,因此,所有生产的产品一般不经过交换直接进入消费过程.

部落的分配方式以配给制为主,即劳动产品平均分配.在此时期女性拥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不仅是由于她们劳动所生产的产品（采集到的谷物、豆类、瓜果）为部落的主要食物来源,而且是由于她们承担过度的生育繁殖的重担.由于物质的匮乏和恶劣的生存条件,导致婴幼儿的高死亡率,这种过度繁殖倾向不光存在于采集食物的原始社会,在后期的游牧民族和农耕社会也有所体现.我认为其主要原因,不仅是自然选择导致有过度繁殖倾向的生物可以通过繁殖更多的后代以提高后代存活的数量,从而通过基因的突变以适应恶劣的环境,达到部落种群的延续的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从经济角度分析,在这个没有社会保障制度的原始社会,繁殖更多的年轻后代意味着,在今后有更多的劳动力为整个部落生产.由于分配制度以配给制为主,在年老丧失劳动力后所能得到的配给物品也就越多,故每个部落成员都有过度繁殖的激励.当时的婚配制度为群婚制,即孩子不知生父,而只知生母.这其实也是一种在配给制制度下形成的一种广义的商业交换模式,即处在青壮年的采集食物者用当时多余的时间去从事生殖活动,多余的食物去喂养后代,来交换几十年后在他们丧失劳动力后的由后代向他们提供的供养.

二、原始部落制度与原始宗教的形成

以上的原始部落的制度形成其实也是一种人与人生存状态的交换的商业行为.在原始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选择高度无约束的绝对自由,包括抢劫、掳掠甚至杀人,就正如霍布斯丛林假说一样,每个人都既是猎手也是猎物,可以随时攻击他人获得其食物,亦可随时被他人攻击.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导致个人能力有限,而劳动协作可以得到更高的回报.如在生产活动里的劳动协作可以捕杀到野猪野牛这类个人无法围猎的大型猎物；分配活动中的配给制提供了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的风险对冲.因为由于猎物出现的概率和人们捕获猎物的概率是随机的,所以每个人都不确定今天一定能逮到猎物,但当将所有人组合后可以在期望不变的情况下方差会减少；以及群婚制下提供的过度繁殖行为对丧失劳动力后年老的个体的保障；综上所述,人类进行了第一次意义重大的亦是自发性的商业活动,即用原始部落制契约交换了彼此的霍布斯丛林状态.

远古宗教的产生不仅仅是出于原始人类对未知的自然世界的解释,或是出于对自己的认识,亦或是对于生存与死亡的恐惧,就像现代宗教一样,远古宗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于现行制度的一种补充.配给制度的平均分配会造成部落成员的搭便车行为,因为部落成员不论劳动或休息都能得到响应的配给,于是为泛神论的原始宗教就应运而生了,由于泛神论提倡世间万物皆有神明,故人的行为受到世间万物无处不在的监督,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人的行为约束并有效地遏制配给制下的搭便车行为.

远古宗教对后世的游牧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游牧民族的不断迁徙的特性,社会政治制度难以约束个体的行为时,这种泛神的原始宗教的力量就显得格外重要,故不论是原始采集食物阶段的原始宗教还是后期游牧民族的萨满教,都用这种泛神性来弥补社会制度的不足.

三、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的兴起及“商业”的形成

由于捕猎食物的风险及生产的不确定性导致人们去对周围的动植物进行人工选择,不断去将野生植物杂交为高产量作物和将野生动物驯化为家禽家畜,这样形成了制度变迁所必备的科技基础,即从采集食物者变为农耕者和游牧者的农业科技基础.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从化石中推测出虽然原始人类掌握农业种植技术,但并没有大规模种植,而是继续采用了原始的采集食物生产方式,其原因是没有制度上的激励,即“商业”交换行为尚未产生.

商业源于生产剩余的形成,但即使存在生产剩余未必会产生商业行为,还需一定的社会制度.比如市场、货币.假设在没有交换的情况下,人的效用只源于自己生产的食物和自己的休闲,所以当食物满足自己部落使用时便无需生产更多的东西,于是用这些时间休闲,所以采集食物者的工作时间是14小时每周,而剩下的时间全部为休闲,这是另农工社会的劳动者可望而不可及的,故在“商业”交换制度尚未形成之前,人们早已掌握种植技术,但依然倾向于享受采集食物者的充分的休闲时间.

因此,我认为商业制度的形成引发了农业革命和劳动的分工,这有悖于马克思主义一贯的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此现象的解释,即农业革命导致生产的剩余,进而促成商业交换,形成市场,最终建立城市.相反,本人认为恰好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即先有了偶然的交换,然后日中为市建立了市场,最终导致人们调整生产生活方式,将多余的休闲时间改为劳动,进而生产出了更多剩余,激励采集食物者变成食物种植者,因而产生了农业革命与劳动分工.

而游牧区的食物采集者由于当时所杂交出的谷物并不能在该处生产,但动物的驯化使他们能够游牧而非捕猎,故在当时谷物未能种植的地方形成了游牧民族.

四、匈奴契丹女真的兴起

随着农业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形成,农耕区居民有足够的动机去舍弃大量休闲时间去生产大量需要交换的生产剩余,但他们时刻被游牧民族的不劳而获虎视眈眈的劫掠所困扰,这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正如奥尔森所言居民相比于在无政府状态下被流寇洗劫,更倾向于选择横征暴敛的独裁者,因为流寇会尽其所有将居民的财富最大限度地掳掠而去.再贪婪的独裁者为了未来的横征暴敛也会留给居民一定的财富或生产资料作为今后生产的激励,即流寇会拿去居民的全部财产,而独裁者拿去的最后一点居民的财富应与居民因此而决定放弃生产的财富相等.相比于流寇,独裁政府会给居民更多的生产性激励,故中国大部分农耕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独裁统治,因为单个的封建制度并无法集中力量去抵抗游牧民族对其的劫掠.这也是一种广义的“商业”,即所在地居民以固定税收去交换统治者或封建主所提供的强大国家机器下的庇护.面对农耕文明的繁荣,游牧民族即可以用比较优势选择与之进行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