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相关论文范文检索,与行政强制执行时间限制与拒绝给付禁止之制度相关毕业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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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热、供燃气等方式的代称.禁止之规定,也是贯穿该法制定过程始终的保障公民权与限缩行政权之立法目标的明证.有尊严的生活预示着人是社会关系的主体,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归结,满足人的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现代意义生存权的基本要求.水、电、燃气等资源是现代社会人类生活之必需,既是维系生命体征之工具,又是保障有尊严的健全人格之依托.这些资源已成为现代生存权实现的应有之义.诚然,生存权是公民权的当然内容,是公民权最为基础和最为根本的权利,在行政活动中,必将予以先行保护.因此该条款中拒绝给付之禁止的规定,足以彰显立法者对公民权保障的态度和对行政权侵袭遏制的决心.(二)个人利益的凸显与公共利益的隐退从功利主义而言,法律是一种利益调节机制,行政法也不外乎于此.行政法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独立的部门法学并得以不断发展,是由特定的利益关系决定的,该利益关系就是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6].纯粹法学派创始人汉斯·克莱森(HansKelsen)曾说:整个法制度不过是公益之明文规定[7].传统意义上的行政法,尤其是警察国家时代的行政法,俨然是公共利益的化身,一切行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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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作为给付行政时代产物的《行政强制法》第43条有关执行时间限制性规定以及拒绝给付的禁止性限定,可以不难解读出立法者设计该条款的终极考量,即为行政相对人争取最大限度的可期待利益,尽管孜孜以求所企及的个人利益实现之路极有可能伴随着公共利益的微量克减.《行政强制法》第16条第2款规定:“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强调了保护重要的“个人利益”优于维护微量的“公共利益”.行政强制执行的时间中,把夜间和法定节假日予以排除,主要还是念及行政相对人在此时间内权益应予以充分保护,以体现此次《行政强制法》制定的宗旨.在即时强制情形之紧急情况出现时,不受夜间和法定节假日的时间约束,可直接予以行政强制执行.此种立法设定路径,显然是在充分衡量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所要达成利益何者应当优先考量的基础上,为了避免因紧急事由出现所引发的人身安全、重大财产等权利受侵害之虞,对行政主体所要实现之利益,不受时间限制,予以强制达成.申言之,该行政过程应该遵循狭义的比例原则,即“行政机关采取的行政手段所造成的损害,不得与欲达成行政目的之利益显失均衡”[9].并且应当做到“行政主体即使依法可以限制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设定相对人的义务,也不应当使相对人所受的损失超过所追求的公共利益”[10].故此,《行政强制法》第43条第1款的立法要旨在于优先保护个人权益,兼顾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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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法》第43条第2款拒绝给付限制之设定,也是在衡平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两种法益的基础上,凸显优先保障民众私益的价值取向,从立法技术理路上,对行政机关的拒绝给付行为,予以禁止性规定,并在有限的范围(居民生活领域)内加以限定.从中可以看出:以往对公益无限制纵容的现象将会得到有效约束,未来行政法对公共利益的过度推崇现象将逐步隐退.
二、商榷:《行政强制法》第43条正当性之欠缺
上述的阐释是建立在立法者的逻辑理路展开的论析.虽穷立法者之能事,尽构筑者之技艺,然其缺憾不容掩饰.考察该条设置之合理性欠缺,应从其正当性入手.从一定意义上讲,正当性概念高于法定性.“正当”一词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相对于合法性而言的正当———所谓合法的不一定正当,正当的不一定合法,即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的;二是指人的行为、要求、愿望等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即正当性包括合法性与合理性[11].本文是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正当性的概念,即以一种试图从自然法或应然法的角度,不断形成某种社会所公认的核心价值体系,以此评价行政强制规范是否正当、合法、有效.从应然角度而言,《行政强制法》应是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正当利益表达的确定化,并使之具有可预见性、实现可能性以及可执行性.而实然法之《行政强制法》或许并没有达到应然的预期目标,从该法第43条可窥一斑.笔者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时间限制与拒绝给付禁止之正当性欠缺主要是基于如下两个层面的考量:
宏观层面:规范法学的剖析进路规范论认为,事实(现实)与价值(规范)是两个各自封闭的领域——事实只能实际运作,无法从价值上定型,规范只能从其他规范体系中演绎而来,无法从存在体系归纳而成[12].从《行政强制法》中所有规范来看,第43条设置与该法立法精神和现代行政法发展理念不符,并存在与该法其他预置法条规则相冲突之嫌.
中国行政法理念的改革方向就是契约理念与传统权力理念的整合,这将是行政法的一项具有开创性的任务[13].该任务在《行政强制法》第四章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程序之第35条(催告履行制度)与第42条(协议执行制度)中得到落实.催告履行和协议执行这两种“非强制性”的方式,被认为是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立法上的创新和变革.参见:方世荣.论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的“非强制”方式[J].湖北社会科学,2012,(3):155-158;方世荣.“执行协议”: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一种变革[J].江苏社会科学,2012,(4):39-42.催告履行是指“行政机关在强制执行程序启动后,向根据行政决定负有履行义务而未履行的行政相对人发出通知,催促行政相对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义务,并就不履行义务的后果作出警告”[14].从催告履行的概念和规定可以推演出催告仅仅作为行政强制执行的前置性环节,只发挥程序性效用(提醒、催促、警告等功能),对无视该催告的行政相对人不发生强制执行效力.申言之,“催告方式的目的与行政强制执行完全相同,即让行政相对人履行法定义务,但催告本身并未实施国家强制力”[15].第42条所明确规定的协议执行制度(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机关可以在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与当事人达成执行协议.执行协议可以约定分阶段履行;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的,可以减免加处的罚款或者滞纳金)直接把民法中契约理念援用到行政强制制度中,强调当事人之间的诚信、权利义务对等、合意合作等价值的运用,以期法定义务的高效履行,实现行政效益.这种执行方式相较于传统的行政强制执行,终极目的都是为了义务的履行,其优势在于增强了相对人的可接受性.上述两种制度设置之正当性毋庸置疑,如此,必定会很大程度上减少以往强制执行中出现的官民关系不和谐、暴力冲突、甚至流血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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