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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方面论文范文资料,与政府规模、寻租与中国经济增长相关毕业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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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迄今为止,关于政府规模、寻租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对于三者之间的联系,不同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有比较大的差异,甚至出现相反的研究结果.通过对中国1998年到2011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回归,试图从实证的角度对中国的政府规模、寻租以及经济增长进行检验分析.计量回归结果显示,中国的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寻租行为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存在显著的负效应,政府规模的大小对寻租行为有部分的负效应.针对这一结果,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 键 词：政府规模；寻租；中国经济增长；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4001503
1引言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寻租腐败问题一直都被广泛地研究.自从寻租行为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关键性的影响,该命题已经成为政治学和经济学中的核心课题.伴随寻租问题的一个重要概念便是政府规模,虽然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涉及这一领域,但是政府规模的大小与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及该国寻租程度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模糊不清,不同文献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有比较大的差异.
在最近几年,已经有一些关于政府规模和寻租腐败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其决定因素.这些研究包括Coel和Nelson（1998）、LaPortaetal.（1999）、Treisman（2000）,Glaeser和Saks（2006）、Serra（2006）、DelMonte和Papagni（2007）、Billger和Goel（2009）、Sahaetal.（2009）以及其他很多的学者.虽然关于腐败的决定因素已经获得了一些共识（Serra,2006）,但一些与其相联系的因素却仍然模糊不清.
虽然一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如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和法律体系的建立应该由政府部门提供,并且这些服务对于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提供这些服务的同时,过于庞大的政府规模会导致诸多的无效率,甚至导致寻租腐败行为的发生.如果政府规模被看成是政府对于市场失灵的补救程度,那么过多的干预将会破坏市场竞争,同时导致政府失灵,进而影响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例如,Lal（1985）指出了政府对于资源配置失当的问题.社会学家如Mills（1986）认为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加令人担忧.政府规模同时也可以看成其官僚机构的总数或者他们的支出如工资、奖金等等.Niskanen（1971）将政府机构定义为其政府职员寻求他们预算和工资的最大化,因此他们没有激励去变得有效率.Acemoglu和Verdier（2000）指出,同腐败一样,政府失灵是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副产品.为了减少腐败,高工资是防止个人和官僚机构变得腐败的必要措施.从这一方面来讲,寻租腐败、政府规模和其无效率之间的联系已成为经济学中的重要课题.
对于国内而言,关于政府寻租行为、政府规模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近几年来,我国才意识到寻租行为在本国的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同时,为了适应不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政府规模的扩大也成为我国近两年来所面临的一大抉择.一方面,大量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政府部门来进行提供；另一方面,庞大的政府规模会导致政府效率的低下,同时会带来较为严重的寻租行为,使得政府失灵,进而阻碍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例如,陈刚（2008）等的研究表明腐败将会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吴一平（2010）认为腐败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明确,由于中国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不同,其寻租腐败行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相同.李国璋（2010）等学者则指出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类似库茨涅茨倒u型曲线的关系.谭桔华（2005）运用具体数据系统地阐明了中国政府规模的现状.王云平（2008）指出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其是基于经济自由指数来研究的,缺乏对于中国实际情况的实证指导.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将政府规模、寻租与福利相结合来讨论真实的福利增长与这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
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同时对于此类命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身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加之其身兼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个头衔,使其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更加趋于复杂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通过实证的视角对中国政府规模、寻租行为以及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三者之间进行计量分析,并根据计量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2估计方法和数据
本文通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中国经济增长、政府规模以及寻租强度进行回归分析,同时引入政府规模与寻租强度的交叉项以确定政府规模与寻租强度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所得出的回归结果作为基本结果,该方法作为基本方法.估计方程如下（1）式：
该回归方程中,GDP表示的是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overnmentsize指代政府规模的大小,Rentseeking是指代中国经济社会中存在的寻租强度.Governmentsize×Rentseeking是指政府规模与寻租强度二者之间的交互项.u是误差项.
从以上的回归方程中,我们可以知道,除了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以通过具体的数值反应外,政府规模和寻租强度都无法直接通过数据进行衡量.此处,我们运用政府财政支出占当年GDP的比重来间接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之所以运用政府支出与GDP的比重而不运用在职公务员人数,是因为各国对于“公务员”的定义本身也存在差异和偏差,公务员岗位界定不清这一重大问题普遍存在.同时,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其存在大量的在政府部门工作却没有“编制”的人员,这样的人员对于公务员人数的统计造成了比较大的障碍,因而其政府规模通过当年的在职公务员人数进行衡量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本文运用政府财政支出占当年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运用这一比例,首先是因为政府财政支出与GDP能够很好地通过数据反映出来,不存在概念界定不清的问题.其次,这一比例能够较为有效地反应政府规模的实际大小,无论是政府的绝对规模变化还是相对规模变化都能够很好地进行反应.对于寻租强度这一变量,我们运用中国人民检察院每年对于贪污腐败案件的立案调查数来进行衡量.此处必须指出,由于寻租行为的特殊性,其很大程度上是无法真实地进行统计的.运用中国人民检察院对于贪污腐败案件的立案调查数来进行衡量会对寻租这一变量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但是检察院的年度立案调查数据能够反映中国经济社会中对于寻租行为的大体状况,并且能够通过具体的数据反映出中国近几年寻租行为变化的大致趋势.同时,此处必须指出的是,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必然会引起反向因果关系、遗漏变量以及测量误差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例如,政府规模的增大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同时,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其需要日益扩大的政府部门来提供更加有效的公共物品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国内生产总值和政府规模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这种双向的因果关系必定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同时,不同的解释变量之间也会存在相关性.例如,寻租程度的增加很可能会导致政府规模的增大,因为政府部门如果存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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