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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学类有关论文范例,与蔡学俭的编辑质量观相关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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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多了,编辑队伍的整体素质就提高了.我们常说编辑要成为编辑家,编辑家就具有自己独到的编辑思想.”[11]与此同时,他还指出,社会性是编辑思想的另一重要特征.他认为,编辑思想的独创性与社会性是相辅相成的.他说：“人的思想不能脱离社会意识形态而存在,编辑思想也不例外.编辑思想虽然要打上个性的烙印,但它不可能不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12]最后,他认为,实践性是编辑思想的又一特征.他说：“编辑思想不是头脑中固有的,也不是自然形成的,它来源于丰富的编辑实践.”[13]蔡学俭先生对编辑思想的论述包含了编辑思想建构的必要性、内涵和建构途径三个方面.尤其是,他对编辑思想必要性的论述,是以如何提高编辑质量为出发点的,从而形成了一种以编辑质量为导向的编辑思想认识逻辑.而这一认识逻辑,又与蔡学俭先生的编辑实践颇有关系.在《做出版工作的一点体会》一文中,他曾经回忆起自己早年编辑《中南农民》这一刊物的编辑经历.他说：“这是一份期发量最高达到百万册的半月刊,要编好它责任很重,我却不知其重,我对编辑工作知之甚少却自视很高,情况不明决心却很大,满怀热情,没日没夜地编出了初稿,自我感觉不错.哪知编稿内容芜杂,没有中心,毫无章法,缺乏编辑思想,结果几乎被全部否定,刊物险些延期出版.”[14]可见,蔡学俭先生对编辑思想之于编辑质量重要性的认识,绝不是隔靴挠痒式的理论探讨,而是有着切肤之痛的经验教训.他之所以提出编辑主体的思想建设这一课题,是因为在他看来编辑思想是编辑质量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3出版改革与编辑质量蔡学俭先生认为,出版改革越深入,越需要深入地研究出版理论,越需要我们增强出版改革的认识理性.他说：“出版改革正在深入,事业迅速发展,然而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出版改革呼唤着理论指导,而出版理论研究未能回答和解决面临的许多问题等出版理论研究缺乏共识,也就会影响出版改革的深化和出版业的持续发展.”[15]在出版改革研究上,他有颇多重要论述,而且很多都与他的编辑质量观不无关系.比如,他对我国现行编辑管理体制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他认为,出版社是文化单位,不是行政单位.不应该搞“官本位制”.对出版单位盛行的“以官留人”的人才管理理念,他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和反思.他说：“编辑室主任、总编辑不是官,与普通编辑之间是业务指导关系,这种上下级关系与行政机关不同.”[16]他认为,正是对出版单位性质的错误认识,导致了“以官留人”的现象在出版单位中普遍流行.而这一现象可能带来的结果,则是编辑人员人人想当官,从而最终影响图书出版质量.他说：“出版社需要大量人才,而领导职务岗位有限,不可能都去当‘官’,故须破除旧的用人机制,广泛吸引容纳人才.”[17]那么,这个新的机制是什么呢?蔡学俭先生认为,这个新机制就是,出版单位对编辑主体的充分尊重,真正在职称和待遇上彰显出版生产主体的地位和价值.他说：“出版社可不可以有一些具有高等学历和高级职称的普通编辑,不一定要他们当室主任或总编辑.”[18]对此,他还提出了操作性很强的具体建议.他说,应该对现行的编辑职称体制进行改革,“不要把初级、中级和高级职称的人数比例定得太死,允许普通编辑中具备条件的也可晋升高级职称,并给予他们与其职称和贡献相适应的待遇.”[19]
4编辑作风与编辑质量
蔡学俭先生是位十分勤奋的编辑学家.从投身编辑事业的那一刻起,到现在耄耋之年,几十年如一日,他始终笔耕不辍,屡有佳作.他这种大跨度、长时间对编辑学研究的投入、热情和追求,在编辑学界广受赞誉.他不仅率先垂范,积极身体力行编辑学研究,而且不断创造条件搭建科研平台,努力加强编辑出版科学研究工作.由他主持创办的编辑出版专业刊物《出版科学》即是一个明证.在主持该刊物编务过程中,他将自己的图书编辑质量观,运用到刊物的编校工作中,展现出编辑家严谨细致的编辑作风.他说：“在抓质量上,还有一条硬措施,就是认真审稿、加工、校对.一篇文稿至少审改三遍,重要文稿送局领导审查,重要引文必须核对.录入时由三人各校一遍,排版后初样二校二读、清样二读,出胶片再检查一遍,还请专家检查编校质量.”[20]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办刊精神和编辑作风,正是他一直倡导的编辑质量观的生动诠释.在刊首语中,他甚至这样说到：“一个错别字符,就像一块沉重的铅石压在我们心头.我们希望能有一期不再出现此表（指勘误表）.”[21]在《出版笔记》中,刘杲先生曾经回忆起他和蔡学俭先生两人作为作者和编辑的交往经历.他说,他的一篇稿子被蔡学俭先生责编.蔡学俭先生不仅“指出毛病甚多”,甚至连文章中错打的顿号都“抠”了出来,并请作者校核.针对蔡学俭先生这种严谨细致的编辑作风,刘杲先生不无感慨地赞美道：“这就是老蔡.这就是《出版科学》,一个标点也不放过.见微知著.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的精神,就是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精神,就是对读者认真负责的精神,就是对作者负责任的精神.”[22]这种一丝不苟的编辑作风,同样表现在蔡学俭先生早年的编辑工作中.在《编书杂感》一文中,他曾经回忆起自己早年编辑著名作家艾寒松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书的工作细节.他说,拿到该书清样后,看了一通宵未发现差错,但仍然感觉不踏实,认真再读,结果发现清样中一处将“毛泽东”误排为“毛东泽”.谈及此事,蔡学俭先生感慨万千.他说：“内容的加工和文字的推敲,以及引文、数据等的核对,并不是‘雕虫小技’,而是‘捉虫大技’.丝毫懈怠就会留下隐患.编辑不可不看清样,还要十分认真.”[23]由此可见,蔡学俭先生的编辑作风观念,是与其编辑质量观紧密联系的.他强调编辑工作应该全心全意、一丝不苟,正是他追求编辑作品高质量的必然要求.
5编辑规范与编辑质量
毫无疑问,蔡学俭先生对我国编辑学研究最大的贡献是由他领衔组织完成的《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以下简称《规程》）研究.这一研究,是1996年中国编辑学会交给湖北省编辑学会的一项重大课题任务.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该研究也是蔡学俭先生编辑质量观发展的新阶段.在承担这一课题之前,他就对通过规范来保证图书编辑质量进行了深入思考.上个世纪80年代,他就深刻地认识到编辑规范之于编辑质量的重要性.他说：“责任制是一项打基础的工作,出版部门建立责任制要明确以质量为中心,不仅要建立各级的责任制,还要按照生产流程,建立全面的责任制,包括编辑工作责任制、校对责任制、产品验收和成品检查责任制等.要使出版过程中,从上到下,处处有人负责,事事有人把关,各种齿轮运转正常,机器发挥效率,从而使图书质量的提高得到保证.”[24]从这段话,不难看出,蔡学俭先生的编辑质量观十分强调整体责任和流程控制.在他看来,编辑工作的规范,是保证图书质量的必然要求.他说：“须知图书质量是一个系统工程,图书质量的提高有赖于扎实的基础工作,打好基础才能建好万丈高楼.编辑工作规范正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只有既从宏观上又从微观上抓好图书质量,才能更好地实现阶段性转移的目标.”[25]从1996年初到1998年2月,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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