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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一群蚂蚁与一头大象
“一个人的官司难打,人多的官司就更难打了.”2005年6月28日,在北京市奕明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里,回溯起自己代理的桂林市铁合金厂（简称“桂铁”）500名职工与用人单位的劳动争议案,涂志充满了无奈和感慨.
“桂铁”1970年建成投产,曾是一个注册资本2.5亿、养育着2000多名职工的大型国有企业.但在被改制前夕,“桂铁”生产能力严重萎缩,长期经营亏损,对金融机构、业务单位以及员工所欠账款已无正常的偿还能力,也就是说已经“资不抵债”.
2002年8月,“桂铁”总厂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和桂林市人民政府批准,由香港康密劳公司独资以承接债务方式予以重组,成立了第三人桂林康密劳铁合金有限公司（简称“桂康”公司）.
2002年9月,“桂铁”与香港康密劳签订收购协议时,又签订了一份《职工安置协议》.安置协议约定：企业改制后,新公司重新安置“桂铁”正式在册职工1400人；新公司成立后,职工与“桂铁”解除劳动合同,重新与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协议还特别约定：“对于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正式职工,甲方（香港康密劳公司）应根据桂林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规定,为该部分职工留存一笔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置换费等”
依相关文件,桂林市人民政府将原划拨给“桂铁”使用的价值1.29亿元的土地1340亩收回,以出让的方式转让给“桂康”公司使用,期限50年,出让金5160万元.根据“桂铁”与“桂康”公司的职工安置协议,全部由桂林市政府作为“桂铁”厂职工的身份置换费转移到“桂康”公司账上.2002年9月30日,“桂康”公司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随着企业变成外商独资性质,“桂铁”的许多职工发现,由于“桂铁”欠缴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等费用,职工应有的待遇他们都没法享受.职工们深深忧虑起自身的命运――老企业已倒闭,新企业的未来不可知.在得知有笔“身份置换费”后,职工都渴望尽快拿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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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30名职工坚持不再与“桂康”签订劳动合同,坚决要把自己名下的身份置换费拿走并要求“桂铁”缴足所欠他们的“三险”等费用.
新企业担心1400名职工群起提空那5160万,并没有痛快地答应他们的要求.
2003年3月20日,这30名职工向桂林市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桂铁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和额外经济补偿金,并为其缴足社会保险费、剩余医疗费、住房公积金等,要求“桂康”公司支付其身份置换费.因得不到仲裁委的支持,职工遂以“桂铁”为被告,以“桂康”公司为第三人,向桂林市灵川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与第三人连带承担支付经济补偿金和身份置换费的责任.
法院以原告未与“桂铁”解除劳动合同为由,驳回30名职工的诉讼请求.职工对一审法院判决不服,上诉到了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这时,又有353名本来已经与“桂康”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主动解除了合同,通过诉讼要求得到身份置换费.另有59名虽与“桂铁”解除了合同,但未与“桂康”签订合同的职工,也申诉到劳动仲裁委员会,要求“桂铁”给予经济补偿金.
对这笔引发讼争的费用,桂林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一份材料中写道：“职工的安置费全部按市政办（2001）70号文件标准计算到职工个人并计入档案,以后在新公司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时才可以领取.”
对于身份置换费,职工的理解是：企业一改制,自己的身份就发生了变化,这笔作为补偿的身份置换费就应该发到自己手里,这与是否和新企业签订合同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因为这份文件的限制,“桂铁”数百名想尽早领到身份置换费的职工付出了失去工作的代价,并只能通过诉讼拿到钱.
但更多的职工选择了和“桂康”签约,他们想要工作,就不能拿身份置换费.而拿到身份置换费的职工由于原单位没有为他们缴纳“三险”,他们用这笔身份置换费补缴“三险”都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职工们向政府要失业保险,在得到“不属政府应该解决问题范畴”的答复后,职工们就在政府门前静坐以示抗议.政府以职工冲击国家机关,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为由,追究了部分职工的刑事责任,最后该集团诉讼的6名代表人,有4名被处以劳动教养,2名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这个转折点后,由于没有“领头羊”,其他职工就不敢继续申诉了.
为此,涂志很担忧,虽然职工拿到了一些现金,但等到他们真正老了,什么都没有了.
“桂铁”职工的“三险”及“身份置换费”官司,是一场典型集团诉讼.
“据我了解,集团诉讼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目前几乎没有胜诉的.因为,就算几百只蚂蚁也无法撼动一头大象.”涂志忿忿地说.他代理的集团诉讼案件95%的被告是国有企业或国有事业单位,面对这些有“政府背景”的强势集团,职工们自认为“人多力量大”的愿望有点“天真”.他认为：“因为在一些政府官员和法院法官的心目中,众多人状告政府或国有单位,也就是集团诉讼发生的时候,无论原告们是否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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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在等待中被“分化”的组织
“大部分弱势群体无法迅速地寻求到合理的救济.”2005年6月30日,北京市华澳大厦的一间会议室里,毕文强语气沉重地对《法律与生活》说.毕文强是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之前,他刚刚结束了在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担任值班律师的体验.毕文强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他心情“很不愉快,有点累”.
毕文强的“不愉快”是因为在法律援助中心,他体味道“我们现在的司法救济太薄弱了.去‘中心’的人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好多都是经过法院判决的人.法院的判决没有给他们带来帮助,反而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灾难’”.毕文强不敢想象“如果司法救济这道社会最后的救济屏障也丧失公信力,会有怎样的后果”.
天津和平区滨江道犹如北京的王府井,是天津市最繁华的商业地段,被当地居民称为“金角之地”.位于该地段的滨西大楼的拆迁,对住户们来说是一个突如其来的遭遇.他们在2003年4月30日突然得知自己必须得搬家――一份署名为“麦购休闲广场建设项目现场拆迁办公室”的《致拆迁居民的公开信》,塞进了居民家的防盗门里,要求300多户1000多名居民必须在当年5月15日～5月24日期间搬走.
后来居民们还是从报纸上得知详情,这里将投资3.5亿元修建一个麦购休闲广场.
那封公开信还“警告”说,“5月25日以后开始实施断水、断电、断煤气、切断通讯设施”.到了5月26日零点,整个小区的水电气真的全停了,此时尚有20余家住户没有搬出,而已搬出的房子立即被拆空.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只好领取了一点点补偿,被迫离开了多年居住的家,但是这点补偿,根本不足以在城区购买一套哪怕是最小的房屋.被拆迁户王春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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