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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管理相关论文范例,与唐代政府教育管理的工具选择相关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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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国家教育进行综合管理是项系统而繁杂的工作,简单地借助敕令式的强制执行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唐代的统治者在对国家教育进行管理时也采取了其它的管理工具和管理方式.即:明确并坚持贯彻国家的文教政策、规范教育管理官员的职权、利用科举制度对教育发展方向进行引导等诸多的管理方式和管理工具被运用到国家教育管理实践中,多样化教育管理工具的综合运用,使唐代教育呈现出了繁荣发展的景象.

关键词唐代政府教育管理工具选择文教政策

中图分类号:D6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11-263-02

作为现代政府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教育管理是教育管理主体(政府)为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教育管理目标的优化,以整个国家教育系统作为管理对象,遵循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借助中央或地方的教育法令、教育政策等工具对整个教育行政系统和各级各类学校组织进行的规划、组织、指导、协调和控制一系列管理活动.政府教育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政府社会管理的质量和国家文化的发展,而合适的教育管理工具选择则是提升教育管理水平的关键所在.唐代政府在进行教育管理时采取了多样化的工具选择,不仅使唐代教育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发展趋势,而且对唐以后诸封建王朝的国家教育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政府教育管理的工具选择参考属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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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文教政策的明确和贯彻

任何封建王朝对国家教育的管理都离不开国家文教政策的长期指导.正是认识到了文教政策的重要作用,唐代统治者自建唐伊始就进行了明确国家文教政策的尝试和努力.高祖于武德二年即诏令“有司于国子监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P太宗时接受尚书仆射房玄龄、国子博士朱子奢的建议,开始停祭周公,并“升(孔)夫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Q唐代统治者对儒家和孔子的推崇在玄宗一朝达到极致,开元二十七年时曾诏“夫子既称先圣,可追谥为文宣王”.R从唐初的高祖,经太宗、玄宗数朝褒崇儒学和孔子的政策得以传承下来.孔子的政治地位也由先师、先圣而升为文宣王,备受世人敬仰.直到唐末时统治阶级仍坚持褒崇儒家孔子的传统.唐文宗开成二年时还敕令于太学立石壁并凿刻九经于其上,将其所刻的儒家九经作为官学教材范本.

唐代统治者在尊孔、重儒学的同时,对佛、道两教的发展也予以支持.唐代的佛学虽不属于官学,其发展仍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全国各府州内寺院随处可见.除了官方多次组织佛学讲经外,寺院内自发组织的佛学讲教活动也常年开展.另外,寺院僧众还积极进行佛经译注工作,其讲经、译经、藏经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佛教与佛学文化的发展.除了对佛教比较重视以外,唐代政府对土生土长的道教也颇为推崇.武德年间就曾为老子立庙,中央礼部下设祠部专门对道家弟子进行管理,玄宗曾亲注道家经典《道德经》,并令天下每家收藏一本,为促进对道家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在中央官学以及地方府州官学中均开设崇玄学教育,并于科举中开设道举一科,以鼓励天下士子对道家学说的研究和学习.

总体来说唐代中央政府对儒、道、佛的发展均较为重视.因此其国家文教政策也被确定为“崇圣尊儒、兼重佛道”.以儒学为基干、佛道为两翼,根据社会发展和政治统治需要对佛、道关系进行调整,突出儒学的基干主导地位,保障国家教育和文化事业按统治者的期望进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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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借助科举制度引导国家教育发展

科举制度是自隋唐以降诸封建王朝通过考试方式甄选人才的政治制度.它是庶人进入官僚集团的必要进阶途径,备受书生士子的关注,科举也成为封建时代文化教育发展的指挥棒.唐代政府对国家教育的管理也借助了科举制度这一重要工具.

“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S“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除上述岁举常选之科外,统治者会根据需要进行不定期制举,“以待非常之才”.通过科举诸常贡科的设置将科举与国家经学教育(包含官学和私学)、实科教育、职业教育对应了起来,使科举成为国家教育发展的风向标.尤其是开元二十四年科举取士的管理权转移到尚书省礼部之后,唐代政府借助科举对国家教育进行引导的做法更加频繁.具体来说唐代以科举取士制度对教育的引导和规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通过科举制度对教育内容与教学重心进行调整,规范教育发展方向.开元八年七月,国子司业李元璀上书唐玄宗:“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崇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其学生请(停)各量配作业,并贡人参试之,日凡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并请帖十通五,许其入第.以此开劝,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T“玄宗从之”.玄宗时期参加明经举试的士子多选文少的《礼记》,对《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的修习极少,以至对儒经的修习严重偏废.李元璀针对这种情况上书玄宗,并请求通过将四经各量配作业,以帖经形式纳入科举考试.希望通过科举考试的引导作用,吸引书生士子修习日渐偏废的四经,保证国家经学教育的均衡发展.科举取士制度对教育内容和教育重心的导引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其二,通过科举制度对特定学科或特定教育类型的扶持.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唐代统治者必须扶持某些特定学科的发展.唐代因重视道家学说而于官学体系下设置了崇玄学教育,为鼓励天下士子研修道家学说和理论,唐政府于科举制下开设道举一科,令崇玄学生习《老子》、《庄子》、《文子》等道家经典著作.业成者参加科举考试,“荫第与国子监同,谓之‘道举’”.U开元礼科的设置原因与道举相类似,均是以科举制度在政策上给予优惠,鼓励士子修习特定学科,以促进各类型教育均衡发展,达到政府引导教育健康发展的目的.

三、明确教育管理人员的职权划分,通过规范的官员考课保证教育管理的质量

教育管理的质量与国家教育管理人员职权的明确化程度是密切相关的.在明确各个职位上教育管理人员职权的基础上,只需每人各履其责,整个教育管理系统就能有序运转起来.唐代政府在进行教育管理过程中不断提高教育管理人员职权的明确化程度,尤其是《唐六典》的颁布,更是标志着中央政府对教育管理机构与人员职权的明确.通过《唐六典》以及“两唐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唐代政府对最高教育管理机构――礼部及其下属四部门的职位设置、职位的任职人数、职位的具体职掌等均作了细致规定,对中央官学行政管理机构――国子监中上至国子祭酒、司业等高级官员,下至录事一类的普通官员均明确其职掌,对开设职业教育的行政职能机构亦明确了机构主管官员的职权,唐代虽未设地方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但对负责地方教育的长史、司功参军事(功曹)等亦明确其职权.唐代政府通过明确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教育管理机构、人员职掌,促使教育管理系统下的组织和人员均按职行事,从整体上保证了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