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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各人的行为都与发生的受贿犯罪结果具有因果联系,是整个受贿犯罪活动的锁链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各行为人都要对其共同受贿犯罪行为负责,否则就很有可能放纵狡猾的职务犯罪者,造成打击此类渎职犯罪的不力.

二、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共犯的情况

由于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的特殊性,在实践中对于追究特定关系人的受贿责任应当慎重,否则容易导致打击面过大,因为受贿罪毕竟是国家工作人员侵犯职务廉洁性的犯罪,除了极少数对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起到关键作用情况外,不宜对特定关系人追究刑事责任,而应以教育为主.所谓的少数要追究特定关系人受贿罪共犯责任的情况,主要有四种情况:

第一,特定关系人教唆、鼓动或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第二,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谋划受贿、分工合作,由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的财物,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共同转移赃物,隐匿、毁灭证据,并威胁证人作伪证的.

第三,特定关系人事先已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事后告知国家工作人员,主动要求其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利,后者表示同意或默许并实施的.

第四,特定关系人借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从事公务,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之机主动出面索贿,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持默许、放任态度的.

三、建立国家工作人员严格责任下的有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罪推定证据制度

职务犯罪分子十分狡猾,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共谋,由特定关系人出面收受财物,而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利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已愈来愈多地发生.两者往往事前订立好攻守同盟,一旦案发,双方都死死咬定是特定关系人没有将收受财物的情况告知国家工作人员,而且国家工作人员也不知特定关系人收受了财物,该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办事是纯粹因为职责所在.从实际情况看,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后很少有不告知国家工作人员的,国家工作人员本人确实不知道的只是极少数.由于贿赂案件中的关键证据是行贿人证言,而此类案件中,行贿人口供并不能直接证明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共谋受贿,只能证明是特定关系人出面收受财物,因此侦查机关往往无法取得有力的证据证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从目前侦查机关掌握此类案件的线索,最终能证实犯罪的只有极少数的状况来看,为了有效遏制此类腐败现象更加蔓延,重塑政府机关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刑法有必要对此种犯罪仿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采取严格责任制.笔者认为,受贿罪作为一种社会危害严重的职务犯罪,在证据制度的设计上,不必囿于刑法针对一般犯罪规定的“无罪推定”诉讼原则,而应在认定犯罪过程中建立一种推定的证据制度,将证实犯罪的举证责任转移,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并且其特定关系人收受了请托人财物,那么就可以推定为该国家工作人员知道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此时公诉机关再没有必要去证明,除非该国家工作人员提供证据证实其不知道.这种做法虽然有扩大追刑之嫌,但在目前腐败现象猖獗、反腐败斗争日益艰巨的特定形势下,为了不使少数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法律漏洞逍遥法外,有效地遏制腐败行为,平息群众不满,同时对威慑一部分有意犯罪者,设立此种推定罪具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和现实必要性的.当然,在此种法律推定制度尚缺省之前,司法机关仍应立足于严格的证据制度,以确有证据证实国家工作人员明知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财物,为构成共同受贿罪的依据.目前,根据有关党纪处分规定,党和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人员中的共产党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