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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我国历史上公文文体、应用文体和国际商务文体的产生、发展过程,以及基本语体特征进行了纵向的探索,论证了这些文体都是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求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并对汉语国际商务文体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 键 词:应用;国际;商务;文体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06)04-0057-05
21世纪,当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崛起的百年,作为联合国认定的5种主要语言之一的汉语,其国际经贸应用写作的重要性,已经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全球化的汉语学习热潮的掀起,更加突现出来.在我国的外经贸系统,使用母语撰写国际商务应用文书,原本就具有很强的需求性.我国是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在世界各个角落都散布着祖国的侨商与侨资企业.即使在新中国刚诞生的前后,大陆与港澳台同胞的商家、企业,以及世界各地的旅居华商大多使用母语进行商务联系:或投书派驻各国的领使馆商务机构要求介绍客商;或径直进行商务联络建立交易意向;或询问商家详情、索要商品介绍;或联系加工、转口业务;或发函询价、还盘和应盘;或催寄信用证敦促运货;或提醒对方应尽之各种责任;或寄发索赔、理赔等交涉函件;等等等.加之近二十几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经贸事业的蓬勃扩展和我国政府体制的改革,外经贸机构和企业也日益发展、加强、增多和变大.作为政府机关和专业的外贸机构、以及有关企业、事业等单位,在其上下联络、管理和运行的过程中,又需要一整套规范的专业公文文书,来进行日常的运转.
国际商务应用文书理应是最早“与国际接轨”的汉语专业应用文书.它既要求其具有传统的典雅、含蓄和文质彬彬的语言特点,又要求符合国际贸易的诸多专业行规与国家的有关法规;既受到传统公文文书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同时又不免受到外文同类专业文书,尤其是英美系统的国际商务应用文书的影响.
综上所述,今天我们来对国际商务应用文书作专题的历史渊源、语言要求研究,可谓正当其时.而对于一种专业文书和语体的研究,如果不考察其源流、甄别其得失,就无法全面地把握它,更无法在整个外经贸行业中使其进一步趋向标准化和规范化.
一、我国古代应用文的发展及其语体特征
华夏史河,上下五千年;文海载籍,浩瀚如云烟.我国应用写作的源流,一直可追溯到以虞、夏、商、周四代历史文选结集的《尚书》.自此而下,一直到清代中叶,我国文章学的理论虽然在不断发展,然而对于应用文体的研究,却发展得相对缓慢.这是因为,其一:各代学者历来非常重视对属于“雅文学”的“词命体”(刘知几语)的研究,而忽略对解决民间“俗务”的属于“俗文学”的一般实用性应用文体的探究;其二:我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帝制下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商业得不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遂使以商业和其他“俗务”为对象的文体研究,成为无人问津的“末学”.
尽管如此,我国的古代应用文体的发展道路,依然有迹可求,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而各阶段的应用语体的特征仍旧可以清晰地归纳出来.
1.先秦、两汉阶段
在先秦时期,诚如《韩非子显学第五十》所说,儒家和墨家成为“显学”;及至两汉,而儒学遂定于一尊.因此,《尚书》成为儒家的经典.历代学者历来特别重视对属于“雅文学”的“辞命体”研究的原因,主要是受儒家的影响.众所周知,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他把《尚书》中的历史文献当作学生学习政治史的教科书,让学生通过学习这些文献来举一反三.那么,其中的典(典册)、谟(策略)、范(法典)、诰(训辞)、誓(演说辞)、命(命令)等文种,无不被囊括在公文文书的范畴之内.据统计,在现存的《尚书》古、今文篇目中,公文文书竟占50%弱.至于民间的书、契之文,则自无有留存的可能了.两汉的词命体文书,在《史记》、《汉书》等著名史书中保存颇多,煌煌名篇,垂映史册.而当时用于民间的应用文书,都是通俗质白,容易上口的语言.
2.魏晋南北朝阶段
魏晋南北朝这三四百年时间,所以被称作我国古代“文学的自觉阶段”,除了文学自身发展的原因之外,最重要的是由于儒学的衰微,在发展中突然摆脱了儒学的羁绊和压制.从而产生在文学艺术作品上的突破.在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与“词命”体和其他笔札、书简等文体并无分野,其意义基本是一致的.
首先是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在文体学研究上的突破,可看作文学自身发展的征兆.文中共论及8种文体,其中属于现代“文学艺术”意义作品类的,只有诗与赋,而其余6类都属于应用文书,可见古代应用文书,尤其是“词命”体文书之发达.嗣后,晋代挚虞作《文章流别论》,这是一篇以文体为纲,来讨论文学作品性质、源流的论文.《文章流别论》原文已亡佚,就以辑录者来看,作者除对诗与辞赋体作品以外,对于箴、铭、颂、诔、哀辞、碑、图谶等应用类文书,都提出了写作要求和简洁的评论.这种势头似乎一发而不可收拾.到南朝梁代刘勰作《文心雕龙》.对应用类文体搜罗之广博,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魏晋南北朝时期同时又是文学“雅化”特甚的时期.除了在南朝刘宋文帝时成立了文学馆这样的政府的专门机构并恢复对新异民歌的采集,以及文学理论和文章学著作更为成熟和“文笔分流”之外,还有诗歌音韵理论的发展,以及文学作者的更加专业化的倾向等等.所谓“文笔分流”,是我国古代第一次粗线条地将有韵的纯文学作品与无韵的应用类文书甄别开的先兆,意义十分重大.“文笔分流”的总结者依然是文学理论家刘勰.
此外,还可指出的是:北朝出现了用以散为主,骈散结合的实用文体写成的一些著名著作,其中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之的《洛阳伽蓝记》,若按体裁来分,已经可以归为“说明文”一类了.
3.隋唐五代宋元与明初阶段
隋唐五代宋元与明代初期,正处于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阶段的文学成为独立的学科的洗礼之后,由西晋“五胡乱华”时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部落,在隋唐两代,基本上先后完成了汉化的进程;又由于国家的统一,南北文风开始融合,之后出现了唐诗、宋词、元曲这样的作为“雅文化”标志的“一代文学”,还出现了唐、宋两代的两个影响深远的“古文运动”.但是,这些朝代又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特点.在这漫长的八百余年里,社会动荡的年代,还是占据了大半.因此,从这个角度考虑,又不能说文学的发展,有太大的突破和质的飞跃.
隋代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首先对六朝形式主义的文风提出严厉批判,这对于保持应用文书(尤其是“词命”体文书)语体的直述明晰、平易流畅大有积极意义.中唐时期,韩柳“古文运动”的兴起,又是对革除骈文弊端,保持应用文书的语体的周全严谨、凝练直捷、明晰畅达的特点的极为重要的保障.韩愈反对在语言上一味模拟仿效、食古不化,而主张词必己出;要求语言的创新,提倡探索精神.宋初的人们同样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先是对于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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