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学相关论文范文数据库,与“一定要有自己的建筑学体系”:记杰出的建筑历史学家陈明达先生相关毕业设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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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说明他仍在利用业余时间做建筑史学研究.1953年至1961年,经粱思成先生推荐,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聘任他为文化部文物局业务秘书,教授级工程师,主管全国的古建筑保护工作.这是一个名利双收且有望向副部长级或政协委员进军的职位,但他在完成了首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主持拟定了最初的文物保护法令之后,由于某种原因.就主动要求调离文物局机关.到文物出版社做编审去了.有人说他脾气太大而自毁前程.他自鸣得意说若不是为了“保护名单”和“文物法令”,他还想更早一点退出.这一时期,他发表的《中国建筑概说》、《汉代的石阙》、《建国以来发现的古代建筑》等论文.可视为营造学社古建筑调查工作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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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明达自己回忆,刚刚完成在重庆的工作回到阔别16年的北京,成为国家文物局的首席古建筑专家,正是尽展才华、意气风发的时候,发生的一件在常人看来并不很要紧的事促使他下决心远离官场.那一次,他去参加北京市委主持召集的关于是否拆除某名胜古迹的讨论会.他带着自己精心准备的发言稿.信心十足地要说服与会者同意保留.但当他站起来要发言的时候,那位市委领导和蔼可亲、面带微笑地向他摆摆手:“文物局的同志就不必说了,你们的意见我都知道了.”之后.集体表决当然以多数通过了要拆除的决定.当时.他自认自己是少数,虽不情愿也无话可说.但事后总觉得一定有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代表反对意见的那位领导同志的确知道反对方的意见.但他不一定会把反对方的意见一一告诉全体与会人员;即使大家都知道.他也应该有进一步阐释保护的理由和权力,就像那位市委领导可以反复强调他主张拆的理由和权力一样.这件事对陈明达的刺激很大.他恍然觉得在文物局的工作远没有纳入正常的工作程序,“历史.艺术和科学”这三大价值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在任内完成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和《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61年颁布)之后,他离开了文物局机关.从此潜心研究.以期用学术研究方面的进展去推动社会对历史建筑”三大价值”的认知.于是.就有了说他30年足不出户的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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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时任文物出版社编审的陈明达率助手黄逖、彭士华等赴山西应县再度考察应县木塔,撰成他的第一本建筑学专著《应县木塔》(初版小8开精装,再版大8开精装,约12万字、38页实测图、142帧照片).此书于1966年终于赶在文革前夜出版了.曰后《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卷》列有此书的专条“这本专著阐明,中国古代建筑从总平面布置到单体建筑的构造,都是按照一定法式经过精密设计的,通过精密的测量(大尺寸精度控制在厘米以内)和缜密的分析,是可以找到它的设计规律的”.就一个科学工作者而言,这样的成果获得一项即可心满意足.死而无憾了.但是.这还仅仅是他研究《营造法式》的“前期准备工作”的三十分之一.这个前期准备还包括佛光寺、独乐寺等30多项.虽然由于“文革”的十年耽搁.最终只完成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就在陈明达完成《应县木塔》,等待书稿出版,并着手准备下一个研究专题的时候,距“文革”还有两年,陈明达就于1964年被派去陕西农村搞了一年多的“四清”.之后就是“文化大革命”,他被迫中断了研究工作达十年之久(1964-1973年).他年过半百被下放“五七干校”接受思想改造,先是被安排和泥、脱坯,说是让学建筑的“专业对口”,又被嘲笑为“建筑学家干起活来还抵不上一个泥瓦匠的三分之一”:继而又想起他素有“美食家”的名声,就又安排他到食堂给大师傅打下手.他日后回忆说他由此练就了一个硬功夫――两个小时切出十几斤很细的肉丝.他说他的待遇算是相当不错了――有某君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理所当然被叫去种稻子;又有某先生剑桥回来蹲了一辈子实验室.看见骡子在地里啃庄稼.分不清那骡子是马是驴,也分不清那庄稼是稻子是稗子还是麦子.不敢去拉牲口,想叫人又怕说错了让军代表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就急中生智招呼别人说“动物在吃植物”;而老伴李淑其女士吃的苦则比他大.每天担两大铁桶水跑二十几个来回,全然不似当年北洋政府司法部次长家的李二小姐.
1973年名义上恢复工作后,陈明达开始写作《周代城市规划杂记》,但写来写去,还是担心被别人解释为“鼓吹‘剥削有功论’“而中途辍笔;与杜拱辰教授合写《从<营造法式>看北宋的力学成就》,却必须花费比研究课题更长的时间去煞费苦心地找寻“恩格斯语录”来为学术论文充门面.
(笔者在整理陈先生文集的时候.他曾表示“保留那些与课题无关的政治术语”,让后人了解当时是如何顶着政治压力工作的.)
1981年,他最重要的学术专著《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出版了,北京图书馆目录卡片的简介上有这样一段话:“《营造法式》是我国现存古代科学著作中最早的一部关于建筑学的著作,是研究中国古建筑最重要的典籍.本书作者研究宋《营造法式》四十余年,集其成果撰成此书.全书分七章,是一部研究较深的专著,解决了一些过去研究工作没有解决的问题等”其实,从1932年他手抄全本《营造法式》(包括文字和附图)到1995年《营造法式研究札记》因病辍笔,《营造法式》占据了他一生整整64年的时间.1980年,他向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提交“业务自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围绕着《营造法式》这个课题,从1962年起.我自己计划要做约30个专题研究.现已完成了《应县木塔》、《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两个专题等要完成预定的30个专题研究计划.没有可能了.只能一个一个做下去.做多少算多少.今后的方向只有一个:抓紧时间继续干.”
我说不清楚陈明达先生一生究竟读过多少书,只知道他5岁时开始读《左传》,11、12岁时遵父亲陈肯堂之命.一字不差地手抄了全部家藏古籍中的善本和孤本,76岁高龄时仍要笔者替他买全套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并说他仍有信心通读完这7卷34册的洋洋巨著,仍存信心以此为鉴寻求出自己研究工作的新思路.1990-1997年.就在他苦苦等待下一册《中国科学技术史》出版的同时.他奋秉烛之明写下了至死也没有完稿的《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南宋一明清)》《营造法式研究札记》、《营造法式辞解》、《中国建筑史学史(提纲)》等数十万字遗稿.
从1932年加入中国营造学社起,至1997年逝世.陈明达先生从事古代建筑史和雕塑史研究达65年之久.生前出版、发表了4本专著,30余篇学术论文,死后留下相当数量尚未发表甚至尚未完成或尚待校订的遗稿,其中《应县木塔》、《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和《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战国――北宋)》被公认为是这个学科具有突破性进展的重大研究成果.他所做的工作,表面上看包括古代建筑遗存调查、测绘、研究、新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文物法规以及文物图书编篡,古代雕塑史、书画史研究等,但实际上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古代建筑历史研究的.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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