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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我所认识的那些有成绩、有名望的学者中,就外在的行为举止而言,有些人谈吐儒雅而衣着考究,有些人谨小慎微尽量表现得很普通很平民,另有些人则性情乖张而不拘小节.莫宗江先生(1916―1999年)是无法简单归类于这三种类型的.他一身布衣(有些还是自己剪裁的),但永远是那么整洁、得体；他有很洋派的地方,如好打网球,有喝英式红茶的习惯等等,但这似乎主要是以健康起见的,他需要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到他的研究事业中去――中国古代建筑和诗书画艺术；他健谈、幽默、措辞讲究、机锋敏捷,同时他也很熟悉寻常巷陌的生活琐事、贩夫走卒们的日常话语,信手拈来,即成鲜活的社会文化史料,赋予其深层的含义等
我小的时候,总不明白为什么所有那些世俗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东西,在莫先生那里总能寻找到其可以登堂入室的地方.
那时,因为我父母所在工作单位是各地漂泊的铁路工程单位,也因为我的大舅陈明达先生(1914年1997年)总算结束了“干校”生涯,所以,自1973年暑假起,我们兄弟俩每年的寒暑假差不多都是在我大舅家度过的.记得头一个假期里的头一个星期六,我和哥哥为着下棋悔棋的事吵架,还差点儿动了手脚.事后,大舅对我们说：“明天有位莫叔叔会来家里聊天、谈工作.我与他上小学时就是好朋友,我们可一辈子没有红过脸.”
舅妈笑着补充：“有时候他俩讨论问题也各执己见,争吵起来嗓门也蛮大的――至于怎么样大嗓门说话而能脸不红?我倒没注意.你大舅和这位莫叔叔把一辈子的精力都放在古建筑研究上了.在这上面,他俩有谈不完的话.你莫叔叔身体不好,胃切除了四分之三,可他还是坚持每星期天都来,骑着他那辆深绿色的‘老永久’.”
大舅是很有名气的建筑历史学家,往来的朋友也大多与所学专业相关,除莫宗江先生外,还有建筑大师童先生、建筑史学前辈龙非了先生、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美术史家温庭宽先生等人,还有他的学生黄逖、王天、王其亨等人.但我大舅本是闭门读书、疏于社交的人,又处在那个敏感的时期,与这些朋友走动得并不太多,也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虽说有时候遇到的人物、事件,其实是饶有趣味的.
有的时候,那里的旧雨重逢却是带着一丝苦涩的.比如1973年的暑假一日,华南理工学院的龙非了先生从广州来访.他大概比我大舅年长十岁左右,是古稀之年的老者.我记得他见到大舅时情绪激动,连声说：“明达,你还活着,真好!真好!”,待我大舅让哥哥和我叫过他“龙伯伯”后,他自己补充说：“是老态龙钟的伯伯”,他说着这话,顽童般地向我们做了个踉踉跄跄随时要跌倒的样子；喝茶的时候谈到时局,谈起江青的专横跋扈,他压低了声音,生怕窗外有人偷听,而一小时后,莫宗江先生也来了,老先生竟流了眼泪,说：“宗江,我猜到你还会每个礼拜天都来,所以我不去清华.可刚才,我真担心你今天不来了,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可是,梁公、大刘公(指梁思成、刘敦桢二先生)等”,他说不下去了,转而又问莫先生是不是仍旧骑自行车来,他坚持要的院子里看看那辆墨绿色的老“永久”,他对我们兄弟俩说那辆车完全有资格进博物馆.
那时,龙先生给我留印象只是一个时而豁达开朗、时而愤世嫉俗,时而又如惊弓之乌的老者,并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样一位了不起的大学者.
至于龙先生所说的“那辆自行车完全有资格进博物馆”云云,不是指车的古旧,而是专指它见证着在建筑历史学界传为佳话的两位中国学者的友谊.
1925年,陈明达先生随父母自长沙迁居北京,即与莫宗江先生成为要好的小学同学,1932年起,又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事,从此共同为中国建筑历史研究事业奋斗了一生.这期间,莫宗江先生一直追随梁思成先生,1946年营造学社解散后,即在清华大学任教,而陈明达先生则在1944年暂时离开古建筑研究事业,在重庆市从事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等工作,直到1953年到文化部文物局任职,才得以回归到自己心爱的研究领域.陈明达调回北京后,一直住在西郊民巷附近的高碑胡同8号,距城外的清华园有大约三十多华里的路程.从那以后直到1985年的三十多年间,莫先生差不多每个星期天都会一大清早就骑自行车来陈家讨论他们的研究课题,约在下午四点钟赶回清华.当然这个“差不多”还是差很多的,如：有一方有时要外出考察、讲学；1970～1972年陈明达夫妇下放“五七干校”,莫先生又犯了胃病,须住院治疗等等,但是,除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因素外,尽管其问莫先生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但诸如刮风下雨、酷暑严寒之类的自然因素都挡不住他的.
就是在这风雨无阻的三十年间,陈明达先生完成了《应县木塔》、《巩县石窟寺》、《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等一系列在建筑史、雕塑史及文物保护等方面极具影响力的学术专著,莫宗江先生则更多的把研究心得用于教学,他培养出了大批高质量的学生,如建筑大师张锦秋(以设计西安“三唐工程”扬名)、建筑历史学家肖默(以敦煌古建筑研究享誉学坛)、王贵祥(在研究古代建筑设计理念方面成绩斐然)等均出自他的门下.通过教学,莫先生将他对古代建筑、园林、城市规划技术水平和美学风格等课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并在借鉴传统形式创作新建筑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此外,他们还是刘敦桢先生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前后八稿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大舅于1985年夏天从人民大会堂西路高碑胡同8号迁居到车公庄建筑研究院院内,比以前距离清华大学缩短了近一半.然而,莫先生却来的少了,毕竟他那时已年逾古稀,精力已大不如前了.
在高碑胡同8号的时候,我不曾骑车去过清华搬到车公庄后去过一次,仍觉得很累,仍想象不出一个清瘦的只剩下四分之一个胃的人如何能够把这样一个本不轻松的习惯坚持了那么长久.这真算得上是“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了.
二
如果说这对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命运上有什么差别的话,应该说莫先生更不走运些――陈明达不断地著书、出书,莫宗江却是不断地丢失书稿,而他丢失的书稿,现在虽已无法全面评估其学术水平,但可以肯定,那些都是莫先生的呕心沥血之作.
早在1944年,先生先后以长篇研究论文《宜宾旧州白塔宋墓》(刊载于1944年10月《营造学社汇刊》七卷一期)、《山西榆次永寿寺雨华宫》(刊载于1945年10月《营造学社汇刊》七卷二期)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又身为“川康古迹考察团”的主要成员,与冯汉骥先生一道参加王建墓发掘.在这次考古发掘中,他除以专业所长作建筑遗迹研究外,更以其惊人的艺术天赋临摹了大量的乐伎石雕像,对石刻艺术风格、源流,甚至民族乐器史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所撰论文文稿长达十万余言,未正式刊行就已在同事间引起轰动.然而,时值战乱,刊行日期一拖再拖,到1949年之后,此文稿竟被遗失,至今杳无踪迹.现在看来,如果1946年至1955年之间,先生肯多下力气查询,这文稿多半是找得回来的,则先生在不到40岁的时候,就可以有一部足以奠定其学术地位和应得广泛社会声望的专著了.
然而,先生自认为他有比个人扬名更重要的事要做.时值共和国初创,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国徽设计中去,是清华大学建筑系“国徽设计小组”四个主要成员之一(另外三位是梁思成、林徽因、高庄),最后国家公布的国徽标准图稿即出自他的手笔.又竭尽全力协助林徽因教授从事景泰蓝工艺品的创新设计,同时,作为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筑历史教研组主任,要保证建筑系在全国建筑史教学领域的第一流学术水准,他还承担着极为繁重的教学和研究任务.在这样的状况之中,他无暇顾及那篇关于王建墓的书稿,却完成了他的第二部研究专著《颐和园》――他主持的颐和园专题研究项目的论文.这部书稿完成于60年代,原本可以作为一部集图片、测绘图稿和研究论文于一身的古典园林专著,与陈明达所编著《应县木塔》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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