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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安徽合肥230051)
摘 要:主要分析了农业补贴的一般理论和我国农业补贴的现状,考察了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历史演变,指出我国必须加大农业补贴,尤其是加大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的补贴,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思路.
关 键 词:农业补贴,补贴方式,直接补贴
中图分类号:F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5008902
1农业补贴政策的一般分析
农业补贴方式与农业补贴政策的目标直接相联.根据农业补贴政策的不同目标,农业补贴方式基本上可分为三种:(1)投入补贴.这类补贴可分为降低农产品生产经营内部成本的直接投入补助和降低农产品生产经营外部成本的间接投入支持.前者包括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补贴、贷款贴息补贴、小型农田水利及水土保持补助等.后者包括政府强化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农业科技投入、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投入、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投入以及资助农村居民教育培训的投入等.(2)产出补贴.其最典型表现就是农产品价格补贴,即政府以高于市场价格水平的价格从农民手中采购农产品,政府的采购价格与市场均衡价格的差额,就构成了农业补贴.产出补贴兼有提高农民收入和增加农产品产量的双重功效.当农业补贴政策的目标主要是通过提高农民收入的方法来刺激农产品供给量普遍增加时,就应该采用这种补贴方式.(3)直接补贴.投入补贴和产出补贴都是通过市场传递给农民的,都是间接补贴方式,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民是无法得到这些补贴尤其是现金补贴的.即使能得到补贴也因补贴的迂回曲折方式导致补贴流失,最终落到农民手中的补贴大打折扣.如果政府的农业补贴不是通过市场,而是直接支付给农民,则构成了农业补贴的直接方式.直接补贴方式的效果是补贴资金完全落到农民手中,能够直接增加农民的收入.当农业补贴政策的目标主要在于增加农民收入,或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还要限制农产品生产时,则可选择这种补贴方式.
该文来源 http://www.sxsky.net/jingji/0694422.html
2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政策及存在的问题
2.1我国农业补贴的历史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补贴支农政策大体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94年)是现行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形成时期.第二阶段(1994年-2002年),财政补贴支农政策发展时期.财政补贴支农逐步增加,加大了对生态建设的支持,加大了对农村改革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的支持.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是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创新时期.除了已有的政策继续执行并加大力度外,提出并开始实施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政策,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补贴支出主要用于农村,同时在基本建设投资包括国债资金方面加大了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变财政支农方式,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改革农业税制.
从2004年起,国家财政调整粮食风险基金使用结构,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并不断加大对部分地区种粮农民的良种和购置农机补贴力度.财政部统计显示,2006年全国粮食直补资金达到142亿元,比2005年增加约10亿元,其中13个粮食主产省(区)126.8亿元,均占本省(区)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良种补贴资金40.7亿元、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6亿元,分别比2005增加2亿元和3亿元.
我国还加大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力度.这一补贴制度是财政部2005年以柴油配套调价为契机,综合考虑柴油、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动因素,针对种粮农民农业生产资料增支而新增的综合直补.200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25亿元对种粮农民柴油、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增支实行综合直补,使7.28亿种粮农民直接受益.这是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对减轻因柴油、化肥等农资价格变动对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稳定农民种粮收益,促进粮食生产,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2.2目前我国农业补贴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1)财政农业补贴支农总量偏小,稳定增长机制尚未形成.
与发达国家比,目前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水平不高,补贴总量根本达不到WTO《农业协定》中“黄箱补贴”允许的8.5%的水平,并且近几年,财政用于“三农”的财政补贴数量虽不断增加,但年度间不均衡,特别是一些地方财政补贴支农投入不足、城乡财政资源配置不对称的状况没有彻底改观.按照WTO《农业协定》我国可利用的支农补贴分为以下几方面:黄箱补贴,即对农产品价格提供直接支持的,必须承担削减义务的补贴.根据WTO黄箱政策规定,我国今后每年对农业的综合支持量不能超过480亿元人民币,而现有补贴大约平均每年仅276亿元人民币,离480亿元尚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即所谓的“绿箱补贴”,即对农产品价格不直接提供支持的,不必承担削减义务的补贴.我国绿箱补贴量较多但结构不尽合理.如我国每年平均支出1514.2亿元人民币,主要对农业提供的“一般服务”补贴,达785.6亿人民币(95亿美元),占“绿箱政策”补贴的52%,其次是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约383.8亿元(46.4亿美元),占25%,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所占比重较小,而对农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结构调整补贴等,尚未列入财政预算科目.
(2)各地方补贴标准和办法混乱.
我国的补贴数额随意性很大,省际间补贴标准差距过大.由于各省粮食风险基金包干基数不同,以及核定包干基数的因素与应补贴的粮食种植而积的差异,各省粮食补贴标准差距较大.例如,江苏省补贴水平较高,水稻亩均补贴20元,山西省补贴水平较低,玉米亩均补贴5元.省际间人均粮食直接补贴金额也相差较大,四川省享受直补的农民人均补贴8元,辽宁省人均25.66元.我国各省补贴的依据也不一样.如粮食直补依据的确定,按照补贴是否与当期粮食播种面积及价格挂钩分为两种情况:①不与当期播种面积和价格挂钩,即不管市场上粮价的高低,不管当期是否种粮都按前几期的计税面积或者计税常产给予农民补贴,这种补贴实质上就是固定补贴,②与当期实际播种面积挂钩,即按农民实际种粮面积,向农民兑付粮食直接补贴.这种形式属于与面积挂钩而不与价格挂钩的半挂钩补贴.
(3)管理体制运行不畅,补贴成本高,效率难以提升.
农业补贴的政策,主要涉及财政、农业、外经贸、粮食、民政和银行等部门,因政出多门,协调困难,交易成本高,时滞长,加之部门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寻租活动的影响,使得农业补贴中的“跑、冒、滴、漏”现象难以避免,从而降低了农业补贴的效率.另外,因中国农民数量庞大,在政府与农民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中介组织载体,许多针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其运行成本都比较高.
(4)补贴方式及结构不够合理、明确.
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目标的短期化.我国财政对农业的补贴长期存在着补贴政策目标短期化、补贴方式模糊等现象,影响了补贴效果的发挥.财政直接用于农业的补贴政策一般与当时中央和地方制定的农村经济政策相挂钩,成为政策的配套措施.但是,中央和地方制定的农村经济政策是不断变化的,财政的直接补贴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二是补贴重点欠明确,某些方面补贴力度不够强.就补贴领域而言,对农产品的补贴主要集中在粮棉产品,虽然已开始有选择地补贴某些优质品种,但还不够普及、稳定,对投入品的补贴几乎涉及化肥、农药、农膜和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诸多方面,而且很少分地区和人群,对农业结构调整补贴的力度有限,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同样面临金融支持乏力的难题,这些均反映出补贴重点不够合理、明确.从补贴力度来看,在一般政府服务中,对农民培训的支出比例很低,仅占一般政府服务的2.1%,其中没有或很少有补贴,导致农民的人力资本匮乏,农业技术推广补贴力度不大,进展迟缓,市场营销服务未明确给予补贴性支持,呈现短缺态势,检验服务因补贴资金缺口大,比较落后,难以满足加入WTO后农产品进出口及国内生产的需要.在国内粮食援助上,一方面补贴资金欠缺,另一方面粮食库存积压严重.三是忽视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农业保险业务出现全面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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