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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伦理学方面论文范文检索,与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对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影响相关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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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21;优化的发展道路.此外,他还从自然与人共生的生态思维方式的价值取向,对城市的价值做了新的解读.他认为根据人与自然共生的城市生态价值取向,城市应该具备能流和物流效率高、废物流低,生态宜人度高,城市文化体现多样性等生态特征,他还认为将网络化与模型化的生态思维方式的研究方法用于现代城市规划与设计中,可以实现城市的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此后,在《现代生态思维的价值视域》一文中,王聘教授对生态思维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二)客体价值思维对主体价值思维的促进

中国的环境伦理学是在80年代引进和翻译西方环境伦理学著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在此之前,中国学者一直处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下,并且他们并没有觉得人类中心主义有什么不合适,认为环境污染和破环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他们还没有开始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危害,也没有怀疑只有人类才具有价值或自然对人来说只具有工具价值的价值思维有什么不当.当中国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时候,中国的一些敏锐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此时,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的传入,正好给中国学者带来了不一样的价值思维.自然价值论作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派别,它把价值当作事物的属性来理解,并且认为价值最重要的属性是创造性,肯定自然物的内在价值、工具价值和系统价值,由自然价值推论出人类对自然的道德义务,“人类不仅为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利益需要保护生态环境,也需要从自然物自身的内在价值出发,去尊重、保护和合理利用这些具有内在价值的自然物,承担对它们的道德义务.”很显然,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的价值思维是一种客体价值思维,他把价值当作事物的属性来理解,认为自然物本身也具有价值,自然物本身也是价值主体,而不是只有人是价值主体.在此之前,中国学者在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的影响下形成的价值思维是一种主体价值思维,要么认为自然没有价值,要么认为自然对人来说只具有工具价值,只有人是价值主体,自然只能是客体,它只有在满足人的需要的时候才具有工具价值.在这种主体价值思维的指导下,导致了中国经济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环境也日益恶化.

在中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现实基础上,在自然价值论的客体价值思维的影响下,余谋昌教授于1987年发表《生态学中的价值概念》一文,提出了自然界除了具有作为人的手段(工具)的价值外还具有内在价值的观点,人类不能仅仅从人的尺度进行评价.我们需要承认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这就是生命和自然界的生存,从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出发,主张把道德权利的概念扩大到生命和自然界的其他实体.在1994年发表的《中国环境问题与环境伦理学》中,余谋昌教授明确表明环境伦理学对中国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有重要意义,他认为否认自然界的经济价值是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自然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具有非商品性价值,如科学和自然史价值,宗教和文化价值等,“自然界不仅具有以人为尺度的价值,这是自然界作为人的工具的价值,即自然界的外在价值,而且具有以它自身为尺度的价值,即自然界的内在价值,生命和自然界的道德价值”.此后,余谋昌教授还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客体价值思维,他说人类中心主义“在价值观上是不全面的,它认为只有人有价值,生物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为只有人是目的,只有人有利益,这也是局部真理,是不全面的.

除了文章中所体现的客体价值思维之外,余谋昌教授在《惩罚中的醒悟――走向生态伦理学》、《生态学哲学》和《自然价值论》这三本著作中也都体现了他的客体价值思维.从接受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中的客体价值思维以后,余谋昌教授的文章和著作中,基本上都体现了他的这种思维方式.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的佘正荣教授在《自然的自身价值及其对人类价值的承载》中认为传统的价值概念需要新的拓展,他认为“价值是自组织系统的本质特性,是自组织系统在进化过程中‘有目的地’维持自己而固定在稳态结构中的成果,以及它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超越性活动.”据此概念,佘正荣教授认为自然自身具有创造性价值和维持性价值、整体价值和局部价值、自为价值和工具价值,他说“自为价值可以看做系统自身的内在价值.”其价值分类和自然价值论中的价值分类不一样,也可以看出佘正荣教授是认同自然价值论中的客体价值思维.

(三)理性思维对直觉思维的充实

理论界一般都认为,所谓理性思维就是人脑所具有的一种逻辑思维以及按照逻辑思维规律和客观事物规律进行认识的形式和认识能力,是认识主体通过一定的逻辑化、程序化过程、途径来反映对象的认识方式和认识能力.直觉思维就是非逻辑的非理性的思维,带有意会性和模糊性.生态学揭示了整个生态系统是一个包括人类在内的人与自然、事物与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生态学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思维的产物.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是在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学知识的基础上建构,并且是以理性思维加以严谨的逻辑论证来阐明.持有中国非人类中心环境伦理观的学者们大都认为,中国以“天人合一”为基调的中国生态伦理传统对于当代人类克服全球性生态危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这种立足于农业文明时代经验基础之上的直觉思维成果仍然缺乏西方科学发展的理性思维,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中国先民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的观察经验,是其思维方式传统形成的基础,其观察的特殊方式就是以象观物.以象观物的观察方式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重效验的经验思维和内在超越的直觉体悟.它缺乏严格的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疏于对事物进行概念的本质分析,层次结构的深入解剖,和事物间关系的稳定法则的掌握.

在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论的影响下,学者们看到了直觉思维的局限性,努力以理性思维的要求,去严谨地阐明和论证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如余谋昌教授的《生态学哲学》一书,便是运用理性思维来思考哲学问题,书中大量地阐述了生态学的概念、生物与环境的适应和进化、生态系统层次结构的等级性、生态系统的演化、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转化和再生规律、生态有序与无序、环境因素的生态作用等,并从本体论的角度、认识论的角度、实践的角度和价值关系的角度对生态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进行分析,以便给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提供一种坚实的科学和哲学基础.佘正荣教授在《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一书中,吸取了西方生态学、系统哲学、自组织理论、生态哲学等成果,重新诠释了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内容和在当代的价值.并且在第四章中,专门探讨了中国传统的直觉思维方式的根源、基本特征,其合理性和局限性,以及如何利用西方科学理性思维来改造完善这种思维方式的基本途径.

当然,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是是相互依存,非理性思维脱离了理性思维,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理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