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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方面有关论文范文文献,与陶景洲的法律人生相关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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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尚媒体眼中,陶景洲衣着讲究,喜好红酒和书法,是优雅绅士的代表；在员工眼中,他工作严谨甚至苛求；而在中国企业家心目中最有名的,还是他那“中国反倾销第一人”的美誉.
一个人一生中总要扮演很多角色.迄今为止,47岁的陶景洲已经扮演了下列角色:北京大学学生、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法国国籍人士、为中国打赢数亿万美元涉外经济官司的律师等等.
但自从大学三年级到一家法国律师事务所实习之后,律师就成为陶景洲的生命中最重要的角色.陶景洲,中国著名的律师,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执行合伙人,多项重要跨国收购的幕后操作人和法律咨询者.因为代理了几十家中国公司的国外反倾销应诉,他还有一个称号:“中国反倾销第一人”.
人是累不死的,只要心里有激情就不会垮下去
从美国到法国,从北京到上海,翻开陶景洲的行程表,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这种繁重的工作似乎并不让他感到吃力,相反,他看上去总是精力充沛而且兴致勃勃.那是因为早在20年前,他就体味过更为繁重密集的生活.
1982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陶景洲来到巴黎学习,他是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之后最早的公派留学研究生.陌生的巴黎,带给这个不会法文的留学生的见面礼,不是著名的浪漫,而是艰苦的生活.
半年的时间里,陶景洲每天十几个小时玩命地学法语,硬生生闯过语言关.他以坚韧与勤奋证明:“人是累不死的,只要心里有激情就不会垮下去.”
1985年,陶景洲进入了声名显赫的法国让代律师事务所工作,成为第一位进入法国律师事务所的中国留学生.1986年,陶景洲登上了巴黎第二大学、第十大学的讲台,以法文讲授中国经济法课程.1988年,陶景洲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法文法学专著,这位华人律师开始在巴黎法律界崭露头角.
陶景洲的导师、法国比较法学界泰斗丹克教授在为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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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景洲回国的愿望从没有停止过.1991年,美国高特兄弟律师所正在物色主持中国办事处的合适人选,陶景洲顺利应邀加入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北京办事处做一名律师.1992年,高特手持“001”号牌照成为了第一家获得司法部批准在华设立办事处的外国律师事务所.1996年,38岁的陶景洲正式成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2004年,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董事长大卫休伯纳宣布说,在过去的几年时间中,中国业务的业绩增长速度在全球３０个分所中位居前列.
“中国反倾销第一人”
在时尚媒体眼中,陶景洲衣着讲究、喜好红酒和书法,是优雅绅士的代表,在员工眼中,瘦削的陶景洲办事干练果断,毫不含糊,工作严谨甚至苛求.陶景洲的朋友觉得他随和、宽容,热情而善良.
而陶景洲在中国企业家心目中最有名的,还是他那“中国反倾销第一人”的美誉.
时间回溯到1991年,反倾销对于中国市场而言还甚为陌生,陶景洲接手了第一个反倾销官司:欧盟对中国出口的轻烧镁和重烧镁提起反倾销调查.
陶景洲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91年岁末他接手案件,而法庭规定12月27日之前提交材料.打反倾销官司,务必要做到知彼知己,陶景洲开始紧张的取证、研究对策,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在办公室里度过了圣诞和新年.严谨的工作风格和专业知识,使得陶景洲得到一份迟到的新年礼物:案件胜诉,欧盟对中国企业被诉产品征收的高额反倾销税一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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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反倾销官司纷至沓来.陶景洲又接到了另外一桩欧盟针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官司:松香案.作为全球第一松香出口国,中国的松香出口量约占当时欧盟市场的60%,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这是创汇的重要渠道之一.而一旦裁定倾销成立,中国将完全失去这一巨大的出口市场.通过调查取证,陶景洲和他的委托方最终大获全胜,以无税结案.
在之后一连串欧美国家针对我国的反倾销诉讼中,陶景洲发现,代理中国企业进行反倾销应诉的最大难度就在于证据的收集.中国企业在反倾销案中往往自认倒霉,应诉不够积极,不敢据理力争.但陶景洲深知如果中国不应诉,起诉国家的受理机构就会根据他们自己所能收集到的材料来确定反倾销幅度,并以此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陶景洲开始著书写文,举办讲座,希望让更多中国企业知道对待反倾销诉讼的正确观念和方法.
在陶景洲的办公室曾经挂有四个大字:“壮志难歇”.在他看来,只要存在国际贸易和贸易保护,反倾销就会是无尽的任务.于是,他持续不断地研究国际上反倾销案的新动向,找到了中国在反倾销应诉中的瓶颈问题:第一是市场经济国家标准,这是中国企业赢得反倾销诉讼的最大障碍,第二就是关于替代国的选择,选择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来决定中国产品的国内价格或生产成本永远不会得到正确的结果.这是中国企业在反倾销应诉问题上的一个致命伤.
“反倾销必须遵循游戏规则”,陶景洲说,不论这个规则如何,反倾销是WTO允许的比较正常的贸易保护手段,中国出口企业就应该学习,并且能够应对.
法律武器的多种用途
有这样一则笑话:在一列火车的车厢里坐着一个俄罗斯人,一个古巴人,一个美国商人以及一位美国律师.途中,俄罗斯人取出一瓶伏特加酒,逐个给大家斟酒,然后将剩下的半瓶往窗外一甩.“你这样不太浪费了吗?”美国商人惊奇地问.“俄罗斯有的是伏特加,”俄罗斯人非常骄傲地说,“我们根本喝不完.”过了一会,古巴人拿出一盒哈瓦那雪茄分给同伴,然后把剩下的大半盒扔出窗外.美国商人又奇怪地问:“我想古巴的经济并不怎么景气,为何这么好的雪茄就给扔了呢?”古巴人满不在乎地说:“在古巴我们有的是雪茄,怎么也抽不完.”美国商人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站起来,抱起身边的律师,把他塞出了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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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话用夸张的手法说出了一个事实:在欧美,律师多,官司也多.不论大小事务,只要涉及个人利益,欧美人习惯借助法律方式弄个水落石出.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在跨国官司上,中国企业往往很被动.
陶景洲就遇到这类事件.美国一位加利福尼亚的消费者购买了一把标有“中国制造”的折叠椅,他在调整椅子的角度时,被压劈了半个手指甲盖.这位美国人立刻提起诉讼,从商店、批发商、进口商,一直追踪到中国的生产厂家,商店和中国生产厂家都成了被告.中国厂家一听说自己成了共同被告,起初准备自认倒霉,按照消费者的要求赔款.但到底有些不甘心,这家工厂找到了陶景洲.
陶景洲研究案件之后,向美国法院提出:在美国有州与州之间的区别,中国厂商将产品销往某一个州时,并不知道进口商还会把货物运往其它州出售.根据美国法律,要使一个国家或地区对某人有管辖权,它必须拥有足够的法律上的连接点,如果不存在法律上的连接点,法律就不能行使管辖权.由于中国厂商是在加利福尼亚州以外售出产品的,不存在法律上的连接点.所以,中国厂商不能作为共同被告上法庭.一场看起来毫无胜算的官司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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