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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日两国的发展路径相似,都沿着出口导向道路获取了巨大的成功,但由此也带来了实体与金融不匹配带来的后果一泡沫.在泡沫面前,两国的应对策略各有特点.本文梳理了两国的泡沫应对策略,总结了特征,分析了其有效性以及为什么选择不同应对策略的原因,并作出了相应结论.

关键词：泡沫；应对机制；中日比较

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1)01-0138-04

有很多评论和分析都把中国和日本当年的发展路径作为类比对象,举出了其中的相似之处,譬如出口导向、通过国家政策推动出口、连续多年的高增长率、威胁论、出口机器、货币升值预期以及国内资产价格急剧上升.毫无疑问,中国与日本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如何研究当年日本政策的经验和错误,对于中国当前来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但这种比较有时具有简单性,日本当年广场协议的签订埋下了经济停顿的诱因,因此中国应该避免货币升值；譬如日本过快、过强地放松和收缩银根,导致了金融泡沫的放大和随后的快速挤破,给日本经济带来了长达数十年的停滞,因此中国应避免类似决策失误.

本文认为,这种简单的类比和借鉴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信息,但还不足以弄清楚中国政府当前面临问题的实质及与日本的异同之处,也不足以清楚中国政府政策取向的潜在逻辑并分析其正谬.

本文拟在简单回顾中日两国经济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分析两国处理金融泡沫的思路异同,描述它的政策特点,包括节奏、取向和具体政策细节,并着重从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两方面分析这种不同的缘由.

一、经济发展和泡沫形成的历史回顾

(一)日本的国家策略和外部制衡

战后的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够得到快速地恢复和发展,并最终成为制造业出口大国和世界金融中心,除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爆发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带来的制造业发展机会这一外部因素外,也与日本建立的不同于西方国家金融体制这一内部因素有着极大的关联.换句话说,导致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期出现的金融危机的体制因素恰恰是当初为日本的经济崛起立下汗马功劳的金融体制与金融对策,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战后日本采取的基本上是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这与西方国家采取的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微量干预的做法不同.在政府主导型的金融体制下,日本的中央银行(即日本银行)、民间金融机构和政府金融机构统归大藏省管理,大藏省有中央银行的人事任命权和对所有金融机构的检查处罚权,属于制定金融政策的权威机构.鉴于战后日本的国力有限,财力不足,百废待兴而又资金匮乏,为了能把所有可调动的信用集中于银行,政府通过颁布相关条例,限制金融机构间的竞争,限制证券市场的发展,实行严格的利率管制和市场准入机制,鼓励银行按照政府制定的产业扶持政策超限额向重点企业发放贷款,政府承担银行可能产生的经营风险和资金支付风险.这样的金融政策在当时对充分调动日本国内的资金,把国民储蓄尽快转化为投资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确保重点产业的发展,如钢铁、化工、机电等行业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不但使日本在短短的数年间摆脱了战争对日本国经济的影响,而且使日本经济从此走上了历经30年的高速发展之路.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与西方诸国贸易磨擦的升级和“广场协议”的签署,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开始升值,日本的出口贸易开始出现减少,进口开始增加.与此同时,由于国民财富的快速增长以及实体经济投资热情趋弱,大量的剩余资金流入虚拟经济,土地、股票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开始持续上涨.在1985年―1990年的5年间,日经指数由16400点上升至38915点,上市股票总市值由162万亿日元飙升至630万亿日元,市值增加近3.9倍；土地资产总额由1985年的1004万亿日元上升至1990年的2389万亿日元.其中东京、大阪等地的土地地价在4年间上升了3倍.按照当时的价格,卖掉整个东京就能买下整个美国.股市与房市的疯狂、泡沫经济的严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二)中国的赶超策略和有利条件

日本的问题主要在于国家限制.中国在这一点上具有有利之处,能够较好的避免这种“陷阱”.这一方面也可视为一种“后发优势”.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经济与战后的日本经济有许多相似之处,都面临着基础薄弱、资金匮乏、金融机构不健全、体制重建的问题.经过30多年的探索和发展,中国经济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发展思路和相对健全的金融体系.总体上中国的金融管理体制是在借鉴了西方国家特别是日本的经验后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建立起来的,大体上属于由政府干预下的市场调节机制,并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一演变模式.其特征是国内金融市场的相对独立,市场主体以国有银行为主,银行业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实施利率和汇率管制,政府制定有明确的产业规划,以引导信贷资金和投资资金的流向.

除了以上相似的地方,中国的金融体制与日本的金融体制最大的不同在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总目标下,中国金融体制的构建采取的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转变这一渐进模式,既不同于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前,数十年机构体制不变,体制经历了由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到不适应需要直至僵化的过程；也不同于日本20世纪90年代末期提出的“爆发式”体制革命,目标虽好,但制约条件太多,改革之船无法顺利到达彼岸.相比较而言,中国的赶超策略借鉴了日本的经验教训,因而获得了宝贵的30年经济高速发展时间.

目前的中国经济一如80年代中期的日本,经历了连续30年的高速发展以后,经济总量和外汇盈余进入了世界前列.随着工业基础的完善和进出口贸易额的巨大增长,与各国之间的贸易磨擦也日渐增多,因争夺资源导致的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纷争事件也时有发生.

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国土狭小、国内市场容量相对有限的国家,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国外市场,主要原材料需要从国外购进,产成品也主要销往国外市场,这种外向型的经济结构总体上对其他贸易国家的经济是利大于弊.加之日本作为二战时期的战败国,处于多重国家限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附性很强,其经济政策的制定缺乏独立性,容易受到来自国外势力的干扰,甚至会掉入国外利益集团设下的经济“陷阱”,如“广场协议”的签订.

中国在国际上是一个政治大国,国内政局稳定,人口众多,消费市场巨大,国际外交独立性较强,但受制于资源的缺乏和各发达国家设置的关税壁垒,由贸易不平衡引发的政治外交事件逐渐增多.尤其是在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各发达国家经济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创,这些国家都把经济恢复的突破口选在了中国的市场,要求中国改革现有的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开放国内金融和资本市场,其目的就是最终打开中国的消费市场.中国当然不可能是当年的日本,随意屈服于国外的压力,但这类压力也将持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