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类有关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走出经学时代相关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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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0;子儒”的思想面向与政治诉求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将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史划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这一划分的对象虽然是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史,但其划分的标准却是以儒学的历史为基本参照的.在这一划分中,子学时代的儒学或儒家,即上面所说之“子儒”；经学时代的儒学或儒家,即上面所说之“经儒”.在关于儒学的辩论中,推崇儒学的正方往往会论证说儒学具有刚健精进的精神性格和开明宽容的学术态度,而仇视儒学的反方则常常会指控儒学具有抑遏人性的思想因子和独裁专断的历史事实.正方在论证时所举之例多是子学时代之“子儒”,即使使用的是经学时代的材料,也总是站在“子儒”的角度来解释；而反方在指控时所举之例多是经学时代之“经儒”,即使使用的是子学时代的材料,其解释的角度却是“经儒”.有时甚至会出现一种更为吊诡的现象：出自儒学的同一则材料,正反双方却从中解读出两种完全相反的意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想是因为辩论两方犯了“打包性错误”.所谓“打包性错误”,是指把多方面的表现打包并归于一个名称,然后对这个名称进行单方面的评价.儒学的推崇者和原教旨儒家认为儒学尤其是“子儒”一好到底,自身没有毛病,2000年来儒学所造成的弊端不是儒学自身的问题,只是人们用坏了儒学.而儒学的仇视者则认为儒学尤其是“经儒”本身就坏,于是就埋怨儒学独尊把国人从灵魂深处到社会生活都搞坏了.这正反两方面其实都是由于“打包性错误”而将儒学简单化了.

但问题是人们何以会犯这种错误?“子儒”何以能够变成“经儒”?子学时代的儒学何以能够在经学时代定于独尊并成为中国2000余年的笼罩性思想?我认为除了政治需要等外在因素外,必定还有“子儒”内部的某种特殊性质或特殊倾向,这种性质或倾向使其能够满足政治的需要.而且这种性质或倾向应该是先天的,也就是说在先秦“子儒”那里就已经具有这种性质或倾向.如果“子儒”压根儿就没有这种性质或倾向,即使外在的需要再怎么强烈,儒学也不能满足那些需要,当然也就不能获得基于政治需要而来的独尊地位.所以在先秦“子儒”那里,其思想也不是铁板一块,也必定具有多种面向,也必定有其“经”的思想因子.

“子儒”的理论面向到底有哪些呢?利用《论语》里的材料来寻绎“子儒”的思想面向,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比如子贡曾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子贡在此说了孔子思想的三个方面：文章、性和天道.孔子其实表达了先秦“子儒”的三种理论面向：“文章”即“子儒”之礼乐教化的外在面向；“性”即“子儒”之道德仁性的内在面向；“天道”即“子儒”之宗教性的面向.这三种面向的深化发展即构成先秦儒学之三派：即重礼之外向派、重仁之内向派和重天之天道派,三派各自的集大成者分别是荀子、孟子、《中庸》与《易传》.

先秦“子儒”的三个思想面向可以自成一套学问.“子儒”之礼乐教化的面向可以再细分为两途：一是礼乐教化之实施,即儒学在言行举止、社会生活、政治设计等方面的呈现；二是礼乐教化所据之教材,此即“经儒”所谓“六艺”或“六经”.顺着前者可以发展出儒家之政治哲学,但此“政治哲学”只是“关于政治的哲学”,重点在哲学而非政治；顺着后者可以发展出儒家之“古典学”,即围绕儒家几部经典所进行的训释、诠解、考证等学术研究.“子儒”之内在仁性的面向即儒学关于道德心性、道德实践方面的学说.按照《庄子》的说法,这是儒家的“内圣”之学.儒学如果能在这一方面进行系统的哲学论证,必将发展出一种纯理论且具有儒家特色的道德哲学.“子儒”之天道思想可以说是儒家之终极关怀和儒家之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可作三方面理解：一是哲学性的终极关怀,即在哲学论证过程中必然会推导出一个无条件者；二是宗教性的终极关怀,即对此无条件者给予一种态度,相信它真实存在,并能够对现实人生的精神生活予以影响；三是道德实践性的终极关怀,即无论是通过哲学论证还是通过宗教认定,所获得的终极的无条件者给人以一种信心与信念.第一种理解属于一般的思维活动,第二种理解属于宗教信仰,第三种理解属于道德实践.

除了以上三种理论面向,在先秦“子儒”那里还有一个最明显也可以说是传统儒学最大的思想性格,即强烈的政治关怀或政治诉求.按照《庄子》的说法,这是儒家的“外王”之学.孔子周游列国,“干七十余君无所遇”,但乐此不疲.孔子门人亦多求干禄、为政.这些都可以说是先秦“子儒”强烈政治诉求性格的必然外显.而且这种思想性格可以说是“子儒”精神之结穴,“子儒”的一切旨趣几乎都要归结到这一点.

“经儒”的学术特征及其影响

儒学先天就具有一种强烈的政治关怀和现实诉求.但直到汉武帝时代,这种关怀与诉求才变为现实.当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建议,并不表示他本人在骨子里对儒学有多少感情或兴趣.他之所以推重儒学,更多的是出于政治需要.而儒学的一些思想因子也正好迎合了这种需要,同时儒学的政治诉求之实现也需要这种政治需要.政治需要儒学其实是在利用儒学,儒学需要政治其实也是在利用政治.儒术独尊使双方达成了一种“双赢”局面：儒学变成儒术,满足了政治的需要；儒术得以独尊,满足了儒家的需要.将两者挽结在一起的就是“经学”.经学极盛,“子儒”便彻底转变成“经儒”.

从中可以看到,“经儒”的第一个特征是政治化.为了保持其在政治生活与精神世界的话语霸权,“经儒”将孔子圣人化,将六经神学化.这又形成了“经儒”的第二个特征即神学化.儒家经典成为万世之法,甚至可据以解决一切现实问题,于是就出现了“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1]等荒唐之事.同时,儒家经典也不能再被自由地解读,而是必须严守师法与家法,以至于“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师法之严如此”[2].这就形成了经学的第三个特征,即著述方式的章句化.

儒学的政治化要求儒学要继续利用政治就必须始终被政治利用.两汉经学时代,政治利用儒学的有效手段是投放定量的、有限的博士官位和免徭高俸等“禄利”.儒学成了政治的精神加工厂,政治需要什么,儒学就供应什么.[3]失去独立思考的儒学能有多大的批判性?这是颇令人怀疑的.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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