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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家医院的关系,而且还在医院病案室调阅了胡适当年的病案,证实他并没有患过糖尿病,更没有患过肾炎,只是因为自1917年以来连续六年没有休假,致使劳累过度,免疫力下降,身体虚弱,常有脚肿和失眠的症状,所以才于1923年4月至12月到杭州养病.特别有趣的是,因为胡适颈上有淋巴腺结核,艾瑟（Esser）医生怀疑他有花柳病,抽血六次化验之后才予排除.研究作家的健康状况,对研究其创作状态和生命历程颇有意义——如果胡适不到杭州疗养,他也许会缺失不少诗歌佳作和风流韵事.记得鲁迅说过：“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思想·山水·人物〉题记》）如果对《走读胡适》一书进行苛求,会发现书中也有一些可以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比如有些章节的史实仍有增补的空间.《魂牵梦系绮色佳》中提到：“其时,胡适已经接触了不少西方知识女性和中国留学生,如梁士诒之女、胡彬夏、瘦琴、鲁崩、狄泊特、克鸾女士及陈衡哲等.”我以为,作者提到的上述女性是不宜如此并列的,因为她们跟胡适关系的深浅大有不同.胡适跟陈衡哲的深情厚谊广为人知,姑且不论；其中提到的“瘦琴”更非胡适的一般友人.瘦琴女士（NellieB.Sergent）,1883年出生,比胡适要大八岁.他们于1914年6月相识,通信频繁,摞起来“几盈一寸”,瘦琴明确表示她跟胡适并非泛泛之交.对于胡适怀着“那种咬着牙尽义务的心情”跟江冬秀结婚,她表示过同情与祝福.1927年1月至4月胡适赴美国讲演期间,他们之间超越了姐弟之爱的藩篱；用瘦琴的话来说,就是不仅增加了精神上的沟通,而且产生了“肉体上（materialistic）的友谊”.胡适成为了她心目中“一个很好的情人”.（参阅江勇振：《星星·月亮·太阳》,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页至164页）
在《凯约嘉湖上的诗波》中,作者谈到了她对胡适《蝴蝶》（初名《朋友》）的理解.她不赞成把这首诗“当作失恋诗来读”,更不同意根据这首诗来推测“胡适与陈衡哲之间有隐秘恋情”,这完全是正确的.但根据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和地点,以及胡适的文学回忆录《逼上梁山》,基本上可以判定这首诗抒发的是怀念女友韦莲司而产生的孤独情怀.我认为本书修订再版时,可以增加这一内容.《橡园深深》重点介绍的是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的生活.“双橡园”（TwinOaks）是原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的旧址,1986年2月已被美国政府列为古迹不对外开放.这一章展现了胡适的外交生涯,也穿插了他跟罗伯特·罗维兹和哈德曼夫人之间的婚外恋情,颇具可读性.但随着近年来蒋介石日记和抗日战争时期部分外交档案的解密,胡适跟蒋介石及其姻弟宋子文之间的矛盾逐渐为人知晓.如果作者能增补这些内容,将使本章显得更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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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大之追》一章主要概述了胡适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关系,其中特别介绍了胡适的“博士学位之谜”.众所周知,胡适自1917年7月从美国留学归国之后,即以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自居.1922年5月废帝溥仪从紫禁城打邀胡适入宫,对胡适的称谓就是“博士”,但胡适真正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却并非在1917年,而是十年之后的3月21日.作者介绍这一情况主要是根据唐德刚的回忆和考证,说明胡适未正式获得博士学位的原因仅仅是经济困窘,未能提交正式印刷的论文副本一百册,但目前胡适研究界对这一问题仍有不同说法.有的学者对胡适博士论文“口试”是否正式通过也提出了质疑,认为他的论文在口试中“大修通过”的说法仍然是一种假设.也有人对哥伦比亚大学当年授予博士学位是否真需要一百册副本表示质疑,因为胡适的友人蒋梦麟1917年以《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一文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当时并未印刷出版这篇论文,而是迟至1924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欧阳哲生讲胡适》,第9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我想,作者如果在这一章的正文或注释中提供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说法,读者掌握的情况就会更加完整一些.
本书中还有个别提法颇值得推敲.在《芝加哥的中国风》中,作者提到1933年6月18日胡适在上海启程赴美时,恰逢他的老同学杨杏佛因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而遭国民党特务暗杀.作者认为“惊悚之中的胡适仍难抑沉郁的悲伤”,我认为这是作者的一种推理或误判.在我看来,胡适在杨杏佛遇刺之后的心态是很不厚道的.中国习俗以“死者为大”.人刚辞世,一般人都不会给以恶评,更何况胡适与杨杏佛既有师生之缘,又有同学之谊,更是胡适进行“文学革命”的同志.胡适在当天日记里写的是：“我常说杏佛吃亏在他的麻子上,养成了一种‘麻子心理’,多疑而好炫,睚眦必报,以摧残别人为快意,以出风头为作事,必至于无一个朋友而终不自觉悟.我早料他必至于遭祸,但不料他死的如此之早而惨.”众所周知,鲁迅在参加杨杏佛入殓式后所写的悼诗是：“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两相对照,说胡适以上所云完全是“混账话”也不过分,哪里有什么“沉郁的悲伤”?
《北大红楼》一章,引用了胡适的一首白话诗《三年不见伊》.作者根据传统说法,认为这是胡适纪念北大之作.这可能是因为据胡适手迹,这首诗曾以《纪念北大》、《十八年一月重到北大》作为诗题.但这两个诗题原是胡适自己散布的烟幕,以转移读者的视线,因为难以自圆其说,被胡适自己涂掉了.其实这首诗的抒情对象是一位为胡适发疯致死的女人朱毅农.我已撰专文考证,作为一家之言.
在《“东厂”诀别》一文中,作者提到1948年3月蒋介石曾在“行宪国大”上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一事,并说胡适同意提名之后“蒋介石非常欣慰”.其实蒋介石做出这一姿态完全是屈于美国力图在国民党内扶植亲美派的压力,而且当年的“宪法”规定“总统”行使权力必须受到立法院的约束,绑住了蒋介石的手脚.几天之后蒋介石即改变了态度,取消了原议,制定了在“勘乱时期”总统权限不受宪法限制的“临时条款”.可见蒋介石的“欣慰”完全是一种伪装,并不是发自内心.胡适当时的动摇,也给自己追求清廉超脱的一生留下了最大的政治污点.
本书在文章的选定编排上也有小疵.书中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一文,虽是一篇很有见地的学术论文,但宜作为附录处置.因为无论从内容到文风,都与“走读”写法不符,与上下文的风格不相一致.书中可能还有些笔误或手民之误,如《纽约,胡适张爱玲相逢1955》一章写道：“（张爱玲）把胡适的《歇浦潮》、《人心大变》、《海外缤纷录》一本本地拖出去看.”《歇浦潮》的作者是鸳鸯蝴蝶派作家朱瘦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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