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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学相关论文范例,与清华国学院另议相关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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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0;文墨快手.他的时代感和趣味导向,从外部看来显得“流质易变”,似乎有歉深沉,可是异乎寻常的才气和原本并不缺乏的定力,在年逾不惑之后,竟在国学领域大放异彩,且一发而不可收.在他内心一定有着与“五四”新文化派（如胡适）一较高下的强烈冲动,当政治上东山再起的可能越来越渺茫之时,便愈加倾力于学术和教育.他筹谋在天津设立半学校半书院性质的“文化学院”,显然他同样深信：“没有不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思想和文化.”在诸事不成之后,清华研究院的筹办为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现成平台.后来任公自述：身体久病,独拳拳于清华,难于割舍.可见他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依恋,有些出人意表之外.在清华,虽有人以“政客”目之,亦有学生微责其学问半为“入门之学”,但毕竟“跟随从学者”（请其指导论文之学生）为数最众,大体超过观堂先生一倍之多.即使在旧学尚有吸引力的时代里,青年学子也更倾心于像梁启超这样才华横溢、知名度高、社会资源充盈的特殊学者.梁任公在清华纵然难以忘情于政治,然其导师本职（至少在前期）做得中规中矩,游刃有余,其精神追求在此觅得最佳栖息之所.国学研究院第一届学生周传儒即指出：任公在清华“实为一生用力最专、治学最勤、写作最富之时期.等其实欲包举二千年来中国学术文化合于一炉而冶之”.就此而言,执教清华成为他终结多姿多彩人生的命中归宿.学界常以所谓“四大导师”显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师资实力,据说这源自时任清华教务长的张彭春之口.实则,赵元任、陈寅恪初入清华时的声望远不能与王、梁二位比肩而论,他们毕竟刚刚留学归来,赵虽有博士学衔,且在美国大学一度任教,仍属初出茅庐；而陈虽博学,然知识构成带有明显个性特征,不易融入学校课程体系之中,难免所谓“曲高和寡”窘境.事实上,赵元任擅长的“语音学”,陈寅恪掌握的多种“已然死亡的语言”和西方汉学中的东方文献之类,在具有不同程度国学根柢的学生们看来,西洋背景过于浓重,与他们所理解和认同的国学内容颇有距离,以致难以接受.研究院第一届学生曾经集体抵制赵元任的“语音学”考试,也甚少有学生请赵作论文导师,加之元任先生经常外出进行语言调查,在校时日有限.
陈寅恪上课,多数学生感觉“程度不够”,没有兴趣,几乎没有人请陈先生指导论文,尽管课下交流学生们也承认陈师学问渊博.“生源兴旺”的前两届学生中,绝大多数请梁启超、王国维作论文导师,只个别学生跟从赵元任、李济（特别讲师）研究语言或人类学.处境尴尬的陈先生曾作诗调侃众学生师从梁、王二师乃“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既是揶揄,也似自嘲.有学者指出,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不妙处境,促使陈寅恪学术转向中古史,在魏晋隋唐史领域成就斐然.然而那已是“后清华”时期获得的荣耀,将之前移至国学研究院时期加以称颂,不仅时间错位,也势必遮蔽前期的真实情景.赵元任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赵、陈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尚是学界新人,以其潜在学养而论,他们的学术前程实际是以“清华前期”为起点蹒跚颠簸着扬帆起航的,而并非“天才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就是一首小诗.三
清华国学研究院先后招收四届学生,第一届新生二十九人,第二届新生二十九人,第三届新生十三人,第四届新生三人,四年毕业生总数七十人.首届学生入学考试,科目虽多,然几乎不出经史小学范围,招致校内一些人诟病.第二年入学考试明显增加了题量和难度,并与所选学科挂钩.前两届考生中,出身中小学教员者占将近百分之四十七,具有大学学历者占近百分之三十二,平均年龄为二十四岁,高低年龄差达十四岁之多.学生年龄偏大,却有社会阅历,且文史根柢相对厚实,一些人此前已有著述.有研究者认为,总体上他们的实际学力高于现今文史专业研究生,但也有学者指出,由于考生的整体学历偏低,尚不能称作与本科相衔接的研究生教育.第一届毕业生公布成绩,排列等级,颁授奖学金,比较正规.第二届毕业生既未排列成绩,亦未发奖学金,仅举办成果展览.第三届毕业生因评阅成绩的梁启超正在病中,尚未给出成绩,因而未公布成绩,连毕业证书亦迟发,属后补.可见研究院办学的大致走势.全部毕业生中,研究中国文学者居多,其次为中国历史、哲学及其他,他们离校之后,从事本业者比重相当高,其中三分之一在文史类领域颇有成就.这一结果应当说颇为丰硕,与当年梁任公对众弟子的预估大致吻合.不过倘略微苛刻评说,则不免联想起章太炎曾发过的高论,大意是说：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之辈；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人们留意到,国学研究院学生们的专业范围比较狭窄,远逊于他们导师的博学程度,这在近代中国大概也属无可奈何之事.当然,大师与弟子们的教学细节不乏生动之处.梁启超显然着力营造书院式氛围.在第一届学生开学典礼后的茶话会上,他特别讲述了“旧日书院之情形”,有些悬为高镜意味.他倡导“养成做学问的能力,养成做学问的习惯”,大谈治学方法和“论文式研究”,进而主张“治学与做人并重”,形成一种“尊师重道”风气.任公具有“通儒”资质,他的底蕴是希求“经师人师合一,道德学问打通”,将个人与社会、学术与政治连成一片.学界评价他“所长在通识,考据无甚稀奇”,学生们回忆他授课时才气纵横,对史料如数家珍,诚可谓“巴州诗句澶州策,信手拈来尽可惊”.可是梁启超在学生们面前对同事王国维表现出充分尊重,他在校内演讲时说：“教授方面以王先生最为难得,高我十倍.”王国维的为师风范则是另一景致,据弟子徐中舒追忆：“余以研究考古故,与先生接谈问难之时尤多,先生谈话雅尚质朴,毫无华饰.非有所问,不轻发言；有时或至默坐相对,爇卷烟自遣,片刻可尽数支；有时或欲发挥,亦仅略举大意,数言而止；遇有疑难问题不能解者,先生即称不知,故先生谈话,除与学术有关者外,可记者绝少也.”虽则寡言,却难掩学问的深厚,以至连清华校仆亦闻知：拖发辫者乃本校最有学问之人.
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所作“普通演讲”的题目先后有：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古金文学、礼记、尚书等,基本为其研究心得.他在前两个学年公布的指导学科范围是：经学（书、诗、礼）、小学（训诂、古文字学、古韵）、上古史、金石学、中国文学,显示出专精的特点.梁启超“普通演讲”的题目则有：中国通史、历史研究法、儒家哲学、读书示例—荀子等,其前两年指导学科范围是：诸子、中国佛教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东西交通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中国文学.其治学领域宽泛,主旨在通,比较接近现代学科分野.第一届学生中（含旧制大学部学生三人）请梁指导论文者二十三人,请王指导论文者十二人.第二届学生中（含上届留院继续研究者七人）请梁指导者二十二人,请王指导者十二人,请赵元任、梁启超共同指导者一人,请李济指导者一人.可见梁、王二师“人气”之高.
国学教育向来尊崇“熟读精审,循序渐进,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学习领悟路径,强调自主性.清华国学研究院自不例外,其自由论学之风尤为可贵.第一届学生姚名达在院学习三年之久,其间他修订了王国维《观堂集林》中的一处舛误.他刊载于《国学月报》上的《友座私语》云：“静安先生,禀二百载朴学昌盛之业,值三十年史料出现之富,其所著作,皆有发明,考证至此,极矣.然对于新出史料,或昧其出土确地.如商三句兵,初以为出于保定清苑之南乡,有跋著在《观堂集林》,嗣又手批云：‘后知三器本出易州’.不知其所据者何人之言.而竟因此而断为‘殷时北方侯国之器’,‘商之文化,时已沾溉北上’.又谓‘盖商自侯冥治河,已徙居河北,远至易水左右’,‘则今保定（后改易州）有殷人遗器,固不足怪’.先生盖已深信其说不谬矣.然以吾闻之陆沂教授,则此三器实出陕西,陕西商人携至保定,北京延古斋肆主陈养余君得之,以转售于罗叔言参事,先生则又见于参事许,盖以见闻授受,至五六次,真相渐昧矣.陈君昨年亲语教授,此器断非保定易州出.等读先生之文者,幸留意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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