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学相关论文范例,与清华国学院另议相关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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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即使大师亦不免疏漏,质疑而非盲从,方可做真学问.

梁启超在一次对学生的演讲中,提及中国的蓄妾问题,语意略显暧昧,大概缘于社会积习较深,未提出果决主张.留美预备部学生王政听后不以为然,他写《为蓄妾问题质疑梁任公先生》一函递交梁师.信中写道：“由各方面观察,蓄妾制均无存在之理由.吾国法律许置妾,是吾国法律的缺点,吾辈负有改造社会之责任,当思所以补救之方.即事实一时不能做到,言论间亦不妨尽量发表.等政自幼读先生伟著,以其思想新颖,立论精确也.今于蓄妾制一段虽不敢苟同,犹疑先生有未尽之论,故不揣冒昧,敢以上闻.”梁启超阅罢此信,交给《清华周刊》公开发表,并在信后附上跋语,略作申论.自由论学之风,彰显了“独立之意志,自由之思想”的学府内涵.清华研究院第三届学生蓝文徵忆述当年师生均“以学问道义相期”情形,称该院“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第一届学生吴其昌亦有此喻.南宋赣地的鹅湖、白鹿洞两书院,承载当年朱熹、陆九渊讲学论道古风,以清华国学研究院比附之,应是至高的赞许.四

王国维早先论及学校教育曾说过：“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清华国学研究院机构基本由教授、讲师、助教组成,行政人员极少,且不乏兼职者.前两年的办学成绩有目共睹,梁启超不禁欣欣然：“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同在北京城内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虽成立在先,然清华的经费、师资和环境均较之优越,加之,清华的“密集谨严”胜过北大的“自由松散”,超越势头已然明显.不过,初期主持院务的吴宓因为诸事顺遂,曾冒然提出扩充研究院议案：增聘教授,扩大招生名额,增加经费预算,甚而主张专办国学研究院,这实质上更改了最初的“研究院章程”.在校务会议上,吴案遭否决,教务长张彭春针对性提议：“此后研究院应改变性质,明定宗旨,缩小范围,只作高深之研究,而不教授普通国学.教授概不添聘,学生甄取从严,或用津贴之法,冀得合格之专门研究生.”该提议获得通过.吴宓反对,要求复议,复议结果几乎维持原议,只稍作缓冲.吴宓随后辞去研究院主任一职,转任外文系教授.其间,研究院教授们的态度耐人寻味：梁启超坚定支持吴宓,而赵元任、李济则赞同校务会议决定,王国维不置可否,态度模糊（陈寅恪尚未到校）.应当说,校务会议的决定带有清华校内的主流背景,扩充计划搁浅,国学研究院扩张路径被阻塞.

怎样写好国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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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国学研究院由盛而衰的转折,应是王国维的自沉.原本被人们忽略不计的保皇因素,在南方北伐硝烟日近之际,忽然间“灵光一现”,令国人震惊,也使研究院师生哀鸿一片,这位大师的骤然离去,就国学研究院而言其影响可谓至深至巨.其后另一主干教授梁启超由于身体欠佳等因,时常离校,致使“常川住院”规定形同虚设,更带来雪上加霜效应.研究院第三届新生王省对梁氏长时间缺课颇感义愤,向校方递交意见书,要求有所匡正.校评议会仅含糊回应,引发王省不满,遂投书《世界日报》,敦促清华评议会作出果断决定.梁启超提出辞职,引发清华校内“挽梁”行动,评议会最终将王省开除,而暗中与此关联的曹云祥校长和朱君毅教授亦相继去职.不妨说,“王省事件”可能牵涉清华权力机构（如董事会）的“内争”,似乎也隐含某些南方革命气息因素.梁启超就曾指斥国学研究院内有国、共两党人员若干云云,其政治立场明显对立,这未尝不是激进青年借故发难的缘由.经此事件,研究院之衰相愈加显现.梁启超虽被慰留,但活力大减,终流于“通信导师”,与

关于国学相关论文范例前期已不可同日而语.研究院后期,陈寅恪几乎独力支撑,增聘了马衡、林宰平二位兼职讲师,亦曾邀聘章太炎、罗振玉和陈垣诸位,希图重振雄风,却均未如愿.原本西学氛围浓重的清华园,竟然出现一个大师云集的国学院,耗费甚巨不说,其势头亦盖过科学诸科,校园中的困惑和质疑始终不断.有统计显示,1911年至1929年间清华留美学生总计一千一百余人,其中学工科者为百分之三十一,学理科者为百分之十,学商科者为百分之十一,学政法经济等科者为百分之二十五,学农医者近百分之十一,学文史哲者为百分之七,学军事者为百分之二,其他百分之三.可知,选择理工农医等实科者过半,选择社会科学及商科者达三分之一强,而文史哲学生不足十分之一,如此的校园学科倾向,形成国学研究院挥之不去的外部压力就不足为怪了.究竟科学与国学孰先的问题,实则已有答案,此乃近代社会发展大势使然.“整理国故”之风确曾吹进清华,据贺麟回忆：清华学生中曾流行携带《资治通鉴》、《文选》、《十三经注疏》及诸子等线装书出洋.然而从学科分布来看,毕竟为少数.即使赞誉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者亦承认：该院主要导师“不恰当地过分迷恋旧文化”.在清华决意“改大”,努力靠拢现代大学体制进程中,越发感到国学研究院自成系统,同其他教学机构不相衔接,与大学体制难以融合,呈现结构性矛盾,因而对其批评之声也就不绝于耳.

身为大学部文科教师的哈佛博士钱端升,从一开始就反对设立研究院,主张办大学须优先筑牢文理科基础,然后发展应用学科,国学固然重要,但无需设专门机构,那样既靡费资金,又导致管理混乱,像梁启超、王国维如此令人尊仰的学者应纳入大学文科之中发挥作用.理科教授陈桢则从学科均衡角度批评“考古优先”做法,提出应重点培育社会急需的自然科学.教育学教授邱椿指责研究院只设国学科乃是畸形发育,国学“高高在上”压低其他学科,实属复旧.清华“改大”前后,一批本校毕业留美学成归来回校任教的少壮派教师渐成主导力量,他们引领学术,积极参与校政,力主教授治校,钱端升等便是其代表.

因而,与吴宓扩充国学研究院计划遭遇顿挫几乎同时,教职员大会于1926年4月中旬通过《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其中规划筹组与大学本科相衔接的大学院,“至民国十九年（1930）大学院成立后,研究院即行停办”,这既留出了过渡性阶段,也规定了研究院的“大限”,内中清华各种力量间的博弈已清晰可见.即使王国维、梁启超二位大师健在如初,国学研究院的命运恐怕也难以逆转.可是,由于清华学生会的介入和强烈要求,大学院“早产”,研究院随即终结.大学部学生们的诉求更多出自利益考量,他们指责：“国学研究院人数极少,而所耗甚巨,影响于清华之发展实大.”此处的“所耗甚巨”,应指国学研究院教授高薪、学生免缴学费、图书购置费数额过大等项.王国维的聘书明文规定：“每月薪金银币四百元,按月照送”；梁启超的薪酬尚难查考,但从清华校方为他提供号称“外国地”的北院2号住宅远胜过其他三位导师的南院房舍推测,其收入应高于王、赵、陈诸位.清华一般教授月薪到了罗家伦时代经大事兴革方达到三百六十元以上,大学部学生每年须缴纳学费四十元,罗校长减免为二十元,学生尚不满足,要求全免.待遇相对特殊,应是国学研究院频遭责难的另一因由.

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是在1929年6月,拟议中的取代机构大学院提前试办,国学院送走最后一批毕业生即告寿终正寝.校长已是国民政府派来的罗家伦,在他任内国立清华大学正式成立.国学研究院“孑遗”陈寅恪先生转入文科,获中文系、历史系双聘待遇,实乃研究教授.不过,他的重心似乎在新创设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与旧清华同事赵元任、李济分掌该所历史、语言和考古三组.海内坚守国学教育的专门机构,惟有私立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绿树常青”,那无疑属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异数”.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三联书店2001年版；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朱洪斌：《清华国学研究院与新史学》,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2007年10月；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卞僧慧：《陈寅恪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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