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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等教育论文例文,与2016国外媒体视野下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评述相关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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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2030：建立一个现代、和谐和创新的高收入社会》咨询报告认为,教育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局部指标的改善并不能掩盖中国高校学术发展诸多的问题.[9]该报告指出,中国的高校正在不断加大对科研活动的投资力度,但科研成果的质量依然较低,科研道德水准和论文、项目的同行评议的有效性令人担忧.人们担心由于教师把更多精力参与有较高经济回报的咨询服务、发表、专利等活动,而忽视正常教学工作的开展.该报告批评中国大学科研的重点不在前沿创新,而只是对外国技术和产品进行消化或再开发.科研质量背后掩藏着学术评价、政治和学术、学术自治等一系列制度性问题.这篇论文来自:http://www.sxsky.net/wenxue/030125959.html
第一,异化的学术评价制度亟待改革.学术成果质量的问题很大程度上由学术制度设计的弊端所致.诚如哈佛大学拉蒙特（MichèleLamont）教授所分析的那样,中国大学要真正跨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就必须建立更加强大的学术同行评议文化,这方面中国的大学才刚刚起步.[10]拉蒙特教授认为,中国高校里的学术委员会负责从职称评定到科研经费等一系列重大学术事务,以政党和个人关系为基础的传统评价制度,正在被量化的绩效评估所取代,但成果发表数量并不代表学术成果的卓越.拉蒙特教授指出,现在的职称评定通常并不需要校外同行的推荐信,而主要依赖本系或本校的评选程序,这导致学者将更多精力用于改善和身边同事的关系,而不是试图参与到更加广泛的国内、国际学术交流中去.这种学术“地方主义”同样渗透于研究生培养制度——它鼓励研究生成为一名“好学徒”,却不鼓励学生与本领域的其他专家进行对话.
真正的国际惯例强调更加广泛的学术评价模式,为此,拉蒙特教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1.既然学者个体与地方性的学术权力密切关联,那么应该如何打破这种关系,从而建立更加广泛的评价标准?2.科研经费的多样化（公共的、私人的和非营利性的部门）对于取得卓越的学术成果至关重要,那么在中国如何实现科研经费投入的多元化?3.如何打破传统的学徒制和近亲繁殖的研究生培养体系,在学术活动中让人们接受“自我推销”、“利益冲突”、“弃权”等理念?4.原创性、社会价值都是重要的学术评价标准,但这些标准在不同院校的内涵各异,那么中国学者如何在这些标准上取得共识?拉蒙特教授所提及的四个问题,对于推进中国学术评价制度改革,解决中国的学术评价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制约着大学体制改革的深化.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克里斯蒂娜·冈萨雷斯（CristinaGonz?觃lez）在一份专门报道美国和世界高等教育动态的日报《高等教育内参》（InsideHigherEd）上撰文分析,中国大学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国家领导人心中的所谓“第22条军规”——他们希望建立世界一流大学,但殊不知世界一流大学的建立奠基受制于政治改革的进程,而后者恰恰取决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开明程度.[11]有学者注意到,一些中国政府官员有一种“追赶心态”,希望中国快速与西方并肩,但有时过犹不及；当前,即使中国顶尖大学的自治水平,与西方大学相比也有较大差距.如今在很多方面,政府对大学的控制比过去更甚了.[12]
关于大学和政治的关系,约翰·道格拉斯（J.A.Douglass）认为,由于受到了更大范围政治文化的制约和影响,中国大学还只是世界学术发展的追逐者.[13]在提高中国大学竞争力方面,道格拉斯提出了两个重要议题：第一,中国大学应逐步摆脱教育主管部门的过度控制带来的“官僚体制疲劳”（hierarchyfatigue）,培育自我发展和学术自治的院校内部控制文化；第二,澄清世界一流大学的内涵.除了教师获得的世界性荣誉、论文的被引用率、科研经费、研究生比例等直观指标,中国大学更应该成为社会树立创新、反思和包容性的楷模.道格拉斯的批评和意见无疑是一针见血的.
第三,积极寻求大学自主办学之路.克里斯蒂娜·冈萨雷斯结合自身在武汉大学的教学经历,借鉴自己所在加州大学的经验,提出了对中国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议.[14]她认为,20世纪加州大学取得成功,是一系列优越条件耦合的结果：富有远见卓识的学校领导、具有独立意识和奉献精神的教师、一流的学生、州政府的财政支持、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民主精神.冈萨雷斯教授认为,现在尚不能确定现实的中国环境是否允许强有力大学领导的诞生,但没有强大的领导,便难以成就真正杰出的大学.中国现行的学术制度一旦涉及教师绩效评价,似乎更注重惩罚而不是奖励；年轻教师参与决策的机会也很少.从加州大学的成功经验看,教师除了需要享有学术自由,他们对学校的归属感和掌控力也至关重要,特别要鼓励青年学者担任重要的学术职务.无独有偶,另有国外媒体特别关注了2012年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2030：建立一个现代、和谐和创新的高收入社会》咨询报告,其中提到,为了成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中国大学不仅要切实推进去行政化改革,更应该被赋予更大的自主权.[15]这份报告指出,院校需要在院校治理、教学模式、课程设计、教师聘用、薪资水平等方面被赋予更大的灵活性.通过鼓励世界一流大学与中国高校合作建立跨境分校,在现有制度内注入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学治理标准,同时创新人才培养和科研管理方式.世界银行在这份报告还提到,中国需要改变过去重点发展特定科研项目的做法,转而创建能产出创新成果的院校.而建立全球化科研网络,则有助于提升国内科研力量、改变国外同行对中国研发活动的刻板看法.
此外,在2012年,上海纽约大学继续成为国外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上海纽约大学是纽约大学校长约翰·塞克斯顿建立全球教育“战略位置”的一部分,他将这些位置称为“思想首都”（ideacapitals）.目前,纽约大学在全球分布着10个学术中心和两个“门户校区”.如同其他跨境分校一样,约翰·塞克斯顿认为,上海纽约大学的建立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不同校区具有同等教育质量、学生可以在不同校区之间流动、各校区设置平行的课程、学生获得的学分可以互换.[16]英国教育学者蒂姆·戈尔（TimGore）指出,知名大学分校所处的社会环境是高度规范性的,分校内部又有非常复杂的环境需要面对,而这两种环境之间又存在巨大差异.蒂姆·戈尔认为,教育主管部门希望纽约大学落户上海,能给国内大学办学体制带来活力和新思路,但显然成功的大学全球性战略并不多见.上海纽约大学未来的办学模式尚需摸索.
教育质量观：从封闭到开放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到202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40%（2010年这一比例为26%）,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份报告,到2020年,中国在校大学生数量将占全世界的40%,届时在校大学生数将达四千万,全国将有1.95亿人口拥有大学文凭.中国从高等教育大众化走向“后大众化”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的“外部效益”显得日益重要,大学需要培养为市场所需的人才.但一些国外媒体注意到,面对人口增长的变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国际教育的竞争,在人才培养的内容、方法和质量观方面,中国高校依然表现得封闭、守旧,导致大学生源的流失和大学毕业生供给与人才市场需求的脱节.
第一,高校面临严峻的生源危机.《大学世界新闻》在2012年关注了近些年伴随着中国大学入学率提升的一个相反趋势：大学生源数量下降的趋势已然出现.[17]2010年我国的大学适龄人口为1.37亿,预计到2020年,大学适龄人口将下降到1.09亿.根据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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