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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性、个性化的特征.在上海文化的制约下,上海文学更多了消费特色、现代手法、人性内涵,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嬗变,使中国文学明显具有与传统文学不同的新质素.上海文学的消费特色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市场运作形式,并建立起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传统.现代手法的运用,构成了上海文学的先锋性,也使中国文学走向了世界.⑤在他看来,商业文化的确立是上海文化形成的基础.作为一个靠外国殖民而迅速崛起的城市,外国资本最早大规模进入上海,同时也带动的本地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上海因之而一跃而成为全国经济中心,从而也确立了上海文化所具有的商业文化特征.⑥这也是海派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诚如鲁迅所言:“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等”⑦这一点首先体现在自清末以来上海文学中的浓郁的消费特色,并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传统.不仅通俗文学报刊林立,而且诞生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海派文学作家.《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一书的主体,几乎就是描绘包括鸳鸯蝴蝶派在内海派作家的不同特色,即便是具有艺术探索性的“新感觉派”,也都无不打上“流光溢彩”的都市消费风格.但“近商者在使商获利”的同时,竟也为另一种上海文化提供了直接的物质条件,那就是左翼文化和文学.可以说,除了倡导者、践行者的内驱力和租界有限的言论自由条件,上海文化的充分商业化也是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和文学繁荣的必备条件.
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则是外来文化的引进,这“是上海文化形成的新质”⑧.正如马克思曾指出殖民主义“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⑨.中国近代以来的半殖民化及其抵抗过程,在民族陷入生死存亡危机的同时,也给古老的中国带来重生的机遇,其中外来文化的大量引入就是以上海为起点的.开埠之后,各种洋书馆、洋学堂,以及官营的同文馆,民营的出版机构,在上海纷纷出现.在1949年前,除了“五四”和沦陷时期,上海在作为全国经济、贸易、金融中心的同时,也长期作为文化中心.这一中心地位,使上海在文化方面总是得风气之先,在严肃文化(包括理论思潮)和通俗文化两方面都无不如此.《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一书便细致勾勒了这种“新质”文化的文学方面的细部.作者尽管探讨了鸳蝴派的各种面相,并给叶灵凤、苏青、章竞标以一章的篇幅,但显然其价值聚焦点还是在现代主义诗歌和小说在中国的生长——李金发、戴望舒、刘呐鸥及整个新感觉派等,这正是上海文化的产物.当然,作者还没有提中国现代文学主流方向的理论阐释,也是来自上海,来自一位当时在商务印书馆编杂志的编辑.这大概不是有意的忽略,而是与价值聚焦点相关,因为相比前者,后者早已是常识.
杨剑龙教授的都市文化研究,除了为当代上海文化勾勒文化史和文学史背景外,还在另外方向上直接介入了上海文化中的当代课题.对于如何在顺应和规范大都市文化发展趋势下上海文化发展的坐标、定位问题,他亦贡献了自己的意见.这一从“乡土”到“都市”的转变,亦折射30年来时代社会的变迁.
三
从有据可查的公元前六世纪始,基督教在中国四起三落,“在基督教传播的历史上,从未遇到过需要反复多次,重新开始传教的国家”⑩,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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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是否可以得出中国现代文学基本上是反基督教(除了少数例外的例子)的结论呢?出版于1980年代的《双刃之剑》(Double-edgedsword)作者、美国学者罗宾逊,便是“从中国作家对于基督教文化的批评的视角来研究的”[11].这一视角没有错,它用于分析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是恰如其分的,但却是一个过于表面化和狭窄化的角度,不仅可能遮蔽、乃至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隐秘关系(如把萧乾理解为“一个反基督教的作家”,受到萧乾本人的纠正[12]),又无法处理深受欧洲文学影响的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怎么可能杜绝基督教文化这一理论问题.而《旷野的呼声》则提出了一个辨析性的视角,即面对基督教文化,“中国现代作家大多忽略基督的复活、圣灵、圣事等,而注重其中蕴含的博爱思想、人道精神、救赎色彩、人格意味,以此来否定中国文化中的封建伦理、等级观念、宿命思想、奴性性格等”[13].这个判断简要概括起来就是:忽略宗教,注重文化.这就恰如其分地解释了一种与欧洲文学密切相关的亚洲新文学,怎么可能与基督教绝缘,或只站在其反面?
正是在这一合理的视角下,作者发现了一些看起来是“反基督教”的作家,却在自己的作品,通过文学和文化的管道,感染上基督教文化的色彩.于是,在深受尼采影响的无神论者鲁迅那里,其与基督教的关系,就不仅仅是借助于“基督”的题材偶一为之(如《野草》的若干篇子),而他本身就是一个耶稣式的受难者——“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14].“等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15]而在一些“反基督教”的作家那里,在揭露教会虚伪的同时,发现了“神的仆人”与“教会的奴隶”之分(张资平);发现了“不为信仰”而入教和“钉在十字架的耶稣”之分野(老舍);逐渐学会了“从历史和政治角度看待基督教”(萧乾)和“在小十字架架上受着桀刑”,“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郭沫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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