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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编辑出版类论文范文文献,与张闻天的编辑出版思想探析相关论文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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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献和实事求是的见解.“整理国故,不能叫一般遗老去整理,一定要具有下列三种条件：一、对于国故有彻底的研究；对于西洋学说也十分了解.二、有世界的眼光.三、有科学的见解.”1940年,张闻天在阐明中华民族新文化内涵时,对如何整理国故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即要批判地接受中国旧文化,要保留和发掘旧中国文化中反抗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的,拥护真理与进步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素.2.敢于发表有个性的作品
张闻天对中华民族新文化内容有突出见解的是对民主文化的强调和重视.1925年,他在创办《南鸿》周刊致发刊词时指出：“我们提倡自由思想,自由批判与活泼的新文艺与新生活.每一个人都应该表现他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这个小报的标语!”抗战期间,张闻天站在“文化为抗战建国服务”的高度,指出要发展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在根据地办刊办社时,张闻天认为应允许有不同政见和不同观点的文章发表.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屡次呼吁要对民众、党员进行民主教育和在思想领域实行民主,这实际也暗含着发展民主文化的殷切期望.
3.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及相关读物
张闻天认为有必要在中国发展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文化,而其中首推马列主义,因为它不但有最彻底的、最革命的政治主张与政治纲领,而且它的思想体系、理论与方法,是最彻底的与最科学的.在编译出版马列著作方面,张闻天认为要遵循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原则,系统地传布马克思主义.“尽量编译介绍马列主义的原著；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中国的马列主义作品；编译各种通俗的马列主义小册子.”同时,张闻天认为马列主义是人类文化知识最高的发展,学习马列主义必须有很丰富的、具体的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做基础.否则,空洞地学习马列主义,要么学不会,要么会将马列主义变成生硬的教条与公式.为使人们更好地掌握马列主义,张闻天认为还有必要加强“中级读物及辅助读物的编辑与出版”.
4.精细地编写适合大众的读物
文化大众化是张闻天文化发展观的价值取向和一贯追求.在他看来,文化大众化有三层基本含义：文化要代表大众利益、语言大众化、形式大众化.在致力于大众化的编辑出版方面,张闻天认为一定要从群众的实际出发编写文章,为此首先要端正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立场,要对一切违背群众利益的现象和人物进行揭发披露.“我们的报纸是革命的报纸,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对于一切损害革命利益,损害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主义者,贪污腐化分子,浪费者,反革命异己分子,破坏国家生产的怠工工人等,必须给以最无情的揭发与打击.”其次,出版物编写要活泼有生气,不能死板教条,也不能庸俗化,“要善于采用通俗化的形式,群众所能了解的语言”.
三、编辑出版组织方式：建立内外联动的有效机制
编辑出版工作从事的是精神产品的生产,张闻天认为这种工作的实际价值不亚于有实战能力的军队,“要把一个印刷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万几万军队还重要”.
1.建立社内社外的联动机制
1920年张闻天就中华书局拟设立新思潮社指出,中华书局作为一个老社大社,不应纯粹为经济原因而投机出版所谓新思潮的东西,应秉承“出有价值的书”的目的从事编辑出版活动.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可以兼用两种方法：一是书局内多请真有学问的人去做分部的整理和编辑；二是请二三个学者看由外边买来的稿子.张闻天认为,前种方法经济花费较大,但优点有三：一是假使外边没有稿子进来,自己书局内也可以逐渐出版,不致停顿；二是作者是否有真实的学问,容易明白；三是作者有了图书室,可以旁征博引.而后者的优缺点则与前者反之.如何择其一,张闻天认为书局要度自己能力之所及,但在编辑出版内容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则需书局调动社内外的力量联合出精品.如在关于翻译、整理近代有价值的文字方面,他对材料的选择十分的严格,“吾以为不是一二个人可以办到的.最好由书局方面敦请真实有学问的学者,组织评论会.各种稿子必要评论会通过,认为真有出版的价值（此种学者不是挂一个空名,支付大薪水的；是做实际的事情,而带有义务性质的）”.
2.建立党内党外的联动机制
张闻天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是最具有革命性和科学性的文化,也是最值得中华民族推崇的文化,但这不能说它就能垄断新文化运动,相反,它更需要与其他文化共存共融,既引领其他文化的发展,又在相互学习中进一步发展自身,为此需要调动各种派别的文化人与知识分子与共产党联合发展文化.在根据地办刊办社方面,张闻天认为,“除党校与党报外,均应与一切不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去做,而不应由共产党员包办”.为更好地协调好党内外人士联合办刊办社的积极性,张闻天认为应做好这方面的组织工作和选好负责这方面的干部.“从有相当威信与地位的共产党员文化人或非党的文化干部中,培养一小部分在文化运动中能够担任组织工作的干部.他们自己虽是文化人,但他们的活动应偏重于组织工作,而不是写作.没有这些文化组织工作者,文化人内部的很好团结,文化人及文化团体的效能的充分发挥,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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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编写出版发行一体化的网络
1932年,张闻天指出,没有组织工作,就没有宣传效果,要办好一种报纸,必须搞好组织工作.“创办一种报纸,而不去解决如何组织编辑委员会,如何募集捐款,如何组织通讯网与发行网,如何发展与教育通讯员等等问题,这种报纸绝没有法子变为群众的报纸.”1933年,张闻天就报纸方面存在空洞浮躁的现象,再次从组织方面探究失误根源,认为报纸的领导一定要纠正工作中的自流现象与无组织性,要重视新闻材料的采访与选择,要发展一批能够随团实地考察的采访员与通讯员.抗战时期,张闻天也一再提倡要做好出版事业的组织工作,要自上而下地建立一套完整的出版系统.“办报、办刊物、出书籍应当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务.除了中央的机关报、机关杂志及出版机关外,各地方党应办地方的出版机关、报纸、杂志.除了出版马恩列斯的原著外,应大量出版中级读物、辅助读物以及各级的教科书.应当大量地印刷和发行各种革命的书报.”
综上,张闻天的编辑出版思想有两大特点,一是将编辑出版与发展优秀文化紧紧联在一起,二是注重从组织的高度来保证编辑出版的质量效能,这既与张闻天深厚的文化造诣有关,也与他长期处于宣传的领导岗位有关,还与他多年的编辑出版实践有关.从张闻天编辑出版思想的实践效果来看,虽然一度由于他的路线错误给革命带来了困扰,但总体上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中共的宣传教育工作,邓小平就肯定他“是我党历史上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然,由于时代的原因,张闻天没有就编辑出版如何处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何处理版权等问题进行详细论述,但不能因此而苛求前人,这也是后继者需在前人的脚印上继续前进的动力所在.
（作者系中南大学硕士生导师）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张闻天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及其当代价值”（项目批准号：11YJC710048）资助.
参考文献：
[1]张闻天.张闻天文集（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59、57、41、59、57、148、153、115、115、118、158.
[2]张闻天.张闻天文集（一）[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420、13、112、424、13、320.
[3]张闻天.张闻天文集（四）[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210-21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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