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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风景化”问题,大家都比较熟悉.张志民的诗集《西部剪影》,有一部分诗写的是新疆；最有代表性的,自然是1949年跟随解放军一兵团进疆、后来在全国爆得大名的诗人闻捷的重要诗集《天山牧歌》和《复仇的火焰》.“风景化”在本文中是指,由于作者是所表现地域的“他者”,无法真正深入到对方的历史传统和风俗生活中去,只凭某种好奇去描写.因为作者自身的陌生化,导致了表现对象的陌生化效果.而这种风景化,并不是该地域人们所需要的,而只是作者主观愿望所移植的艺术效果.于是,这种“风景化”就成为一种外在于作者精神世界的客观存在.闻捷《天山牧歌》中有一首名诗叫《舞会结束以后》,作者写道：琴师踩得落叶沙沙响,
他说：“葡萄吊在藤架上,
我这颗忠诚的心啊,
吊在哪位姑娘的辫子上?”
鼓手碰得树枝哗哗响,
他说：“多么聪明的姑娘,
她们一生的幸福啊,
就决定在古尔邦节晚上.”
闻捷1923年生于江苏省丹徒县.早年在南京做学徒,抗战爆发后去武汉,参加救亡演剧活动.这种活动是由左翼文艺家主导的,郭沫若是它的领导人,大家都知道这段历史.由于这层原因,1940年闻捷去延安,入陕北文工团,不久转入陕北公学念书,此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写过通讯、戏剧、诗歌和散文,但都没有文名.1949年他随解放军一兵团从延安经甘肃进疆,1952年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吐鲁番的维吾尔族在历史上汉化程度和受教育程度比较高,与汉族关系一向较为密切融洽,所以没有根本矛盾,当地居民对解放大军是欢迎拥护的态度.据有关史料,闻捷采访和深入生活的地方,主要是北疆的吐鲁番,对象是吐鲁番一带的维吾尔族老百姓.当地人对作家的欢迎态度,让他感到乐观,容易看到表面上喜气洋洋的欢腾场面.他也会参加他们的聚会,例如古尔邦节,一路上都是迎来送往的.由于生在江南,在贫瘠的陕北生活过几年的缘故,诗人从未见过如此奇异的山川风光、民族风俗,他一下子就陶醉在其中了.民族团结政策开始深入民心,当地老百姓都是一副欢天喜地的笑脸舞姿.我以为这是闻捷进疆五六年后,迅速顺利地创作出一组组的“天山牧歌”,后结集出版的一个特定背景.他这种“外来者”视角和眼光,兼之当地极其丰富的维族民歌资源,使得“天山”“维吾尔族”“婚礼”“古尔邦节”等等完全被美学化了、诗意化了.鉴于内地当时正在大张旗鼓地鼓吹民族团结,这些诗歌得以顺利通过各种文化审查,它们在1955年《人民文学》上连续推出后,立即轰动了内地文坛.新疆,新疆当代文学,就这样作为一幅巨大的“牧歌化”的异域“风景”,在内地当代文学的屏幕上高高树立起来了.在那个年代,我想很多内地人都是通过闻捷的《吐鲁番情歌》《博斯腾湖畔》等组诗,通过著名的短诗集《天山牧歌》和长诗集《复仇的火焰》,知道闻捷这个响当当的诗人名字的,而且通过他知道了当代新疆.在那个年代,闻捷几乎与当代新疆和当代新疆文学成了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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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风景化”的讨论,不可否认闻捷是以“内地人”的身份进入“新疆”的.两者历史文化传统的分量,它们之间强弱、轻重和主次的对比在作者写作这些短诗和长诗之前,就存在在那里了.我们由此知道,它们以一个背景、前提和决定的因素在那里组织着诗人的创作,而不是诗人一个人自我陶醉、手舞足蹈地在那里进行文学创作.面对这道风景,作为作者的闻捷显然是一个强大的“外来者”,他对它的描写是按照外来者的需要来进行的.“琴师踩得落叶沙沙响,/他说：‘葡萄吊在藤架上,/我这颗忠诚的心啊,/吊在哪位姑娘的辫子上?”’在外来者的视野里,这就是当地风俗,更是一道在内地看不到的旅游的风景,是异域文化的风景；而这道风景所体现的和谐、欢乐、融洽,正是希望边地安全、巩固国防的内地文化所需要的,是高度一致的,它们所以能够顺利通过文化审查就被《人民文学》这家国刊所接受并迅速推介给广大读者,也当在意料之中.再看后来的诗句：“鼓手碰得树枝哗哗响,/他说：‘多么聪明的姑娘,/她们一生的幸福啊,就决定在古尔邦节晚上.”’作者不满足这些,后面诗句是要把前面的当地风俗和家庭日常生活进一步审美化,把它们提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这就是“幸福”的问题.这里有几个关 键 词：“鼓手”“姑娘”“幸福”“古尔邦节”,表面上看,它们只是稀里哗啦的少数民族生活的零碎的片断,没有什么历史逻辑性,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且一向随便马虎的维吾尔族人民古老的生活方式一样,没有目的,随便无意,只是因为要顺从大自然、天命和宗教.每个人不过就是这种古老自然秩序中的一个偶然生命现象,生老病死,都由不得自己.然而,经过闻捷的“历史整理”,这几个杂乱无章的关 键 词忽然凑到一块来了,俨然是那支刚刚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就位六十周年庆祝大典上整齐肃然走过的皇家骑兵卫队.它们变成一个历史方阵,代表着一段伟大的历史.它们不是凌乱的个体,而是一个整体,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神圣意志和凝聚力.就这样,“鼓手”的节奏推动着“姑娘”狂欢的舞姿,并在那里表明,在显然被内地化的“古尔邦节”上,“幸福”代表着一个民族大团结程序中被预设的概念,它无可置疑,威严伟大,凡是看到它的读者都为之倾倒而激动,就像前面提到我们经过石河子以北的著名石油城克拉玛依市时所产生的历史激动一样.“克拉玛依市”是伟大内地在北疆的神圣代表,历史性的驻疆办,五十六个民族从此紧紧联系在一起,万世不变,永存人间.
通过对铁衣甫江、霍加和闻捷诗歌的解读,我逐步地认识到“内地化”和“风景化”不光是认识新疆当代文学的两个节点,它还潜移默化地变成了一个认识性的结构.正是在这里,最近二十年我们研究新疆当代作家作品时的可能性与被限制的问题就值得注意了.
在这种认识性结构中,我们得以稍微对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新疆当代文学做些回望和反省.与五六十年代的新疆少数民族诗歌与内地文学的主动趋同有所不同,王蒙《夜的眼》《在伊犁》、陆天明《桑那高地的太阳》、杨牧《我是青年》和周涛、章得益等的作品与伤痕文学思潮同步性有另外的历史目的.这些来自北京、上海和四川的新疆作家显然意识到,与内地文学思潮保持同步陛,就能进入那里的“文学中心”,而进入了文学中心,即可以从“地方作家”成为“全国作家”,那么社会所造成的个人伤害就会在文学中得到补偿和回报.王蒙、陆天明走的是这种路子,杨牧、章得益同样如此,周涛虽留在新疆,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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