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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即是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明.随着内地社会的正常化,这些来自各地的游子们,对那里文学思潮的响应无疑看做是对自我身份的重新确认,那是一种真正的回归.当然,新疆文化的异域性,也赋予他们作品特殊的色彩,那种内在的“风景化”,正是他们作品吸引内地读者眼球的一个因素.90年代后,由于东西部经济差距的日益拉大,内地当代文学与新疆当代文学50至80年代保持的“同步性”逐渐在减弱,新疆再次显示出它的“地方性”“自治区”的历史特征.如果离开了“风景化”,新疆当代作家就很难进入内地读者和评论界的视野.刘亮程、沈苇和董立勃等朝气蓬勃的新一代作家就存在于这种认识性结构中.刘亮程的长篇散文《一个人的村庄》,叙述的是兵团后裔的农耕生活,那是一种早就被内地读者所遗忘、也因为作家神奇的叙述而重新展开的一种另类的生活方式.董立勃小说的路子与刘亮程大同小异,他对兵团生活原生态的重现,暴露出牧歌式建设生活本身具有的野蛮和原始的特点.沈苇不是兵团后裔,他80年代从浙江来新疆,带着当时青年诗人极其浪漫天真的幻想.作为新疆真正的“外来者”,二十多年后的沈苇虽然完成了本土归化,但他的取材和眼光是非常接近于闻捷的.在新疆当代文学中,沈苇是地位和成就仅次于闻捷的一个优秀诗人,在目前国内诗歌界,也已位列第一流的诗人阵容中.尽管如此,我们对这些优秀作家的评价和认识,仍然无法摆脱我所说的那个“认识性的结构”.这是因为,80年代后的国家发展重心尽管已由阶级斗争为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但民族团结的和谐性却开始逊位于维安性,新疆再次成为中国的边防重地.与河南、陕西等内陆省份的地方性不同,新疆的地方性鉴于这种考虑而具有了某种异质性.我们因此注意到,尽管河南、陕西等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也日益拉大,但是它们的“地方性”并没有影响到这些省份的作家通过自身的努力而成为“全国性作家”,陈忠实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为在“内地”看来,河南和陕西仍然属于是“自己人”的,河南和陕西的地方性并未成为一种压制性的认识结构,也没有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门槛.而在西藏、内蒙古和新疆的文坛,如果再像80年代那样出现“西藏先锋小说家群”“新疆新边塞诗派”,已经很难做到了.维安既是一项保家卫国维护改革开放平稳进展的国策,也在成为今天文学史认识中的压抑性机制.这种相似历史现象的存在,经常会给文学史建构带来一点点麻烦,其实这种情况历朝历代都有,例如南北朝、北宋南宋、清初等.文学史中出现的这种压抑性机制,大概正是我前面所指出的“认识性结构”的支撑性基础.由此可知,尽管50至80年的文学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然而它们已经成为一种“当代文学”与“新疆当代文学”关系结构中的一个起源性的东西.虽然对于中国这种历史发展转型缓慢、一种变革往往要拖上很多年才有一点点进展变化的古老民族来说,它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个瞬间.虽然这种瞬间也许就是我们珍贵的一生.如此想来,也难免令人伤感和难过.然而不如此想问题,我们就只会看到问题的断面,而看不到问题的全部,不是一种全视野中的文学史研究.沈苇有一首诗叫《滋泥泉子》,作品写道：
在一个叫滋泥泉子的小地方,我走在落日里
一头饮水的毛驴抬头看了看我
我与收葵花的农民交谈,抽他们的莫合烟
他们高声说着土地和老婆
这时,夕阳转过身来,打量
红辣椒、黄泥小屋和屋内全部的生活
从作品所呈现的乡村意象看,与内地乡土题材的作品其实差别不大,但仔细阅读,会渐渐读出它的“新疆风味”来,这里面是一个遥远的异地.它是一个储存着内地生活经验的诗人敏锐观察到的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数千年辽阔地域的养育,这里人民基本采用听天由命而不是内地农民那种勤奋耕种的生活态度.这种古老的生活方式,因为“夕阳”的关照,而有了一种静止的时间效果.某种意义上,新疆的生活不是像内地那样热气蒸腾和瞬息万变的,而像历史遗址古楼兰,像天山、戈壁、沙漠和许多个被废弃的村庄,永远静止在历史某一时刻的.走进辽阔无比的新疆,迎面而来的就是这么一副“风景化”的巨大画幅,它千年不变,与存放在新疆历史博物馆的女干尸、吉驿道遗留的兽骨等等是同一种形状的,而沈苇笔下的这座村落,不过是历史博物馆中的一件常见的陈列品而已.在我看来,这就是“夕阳”所包含着的起源性的东西.它也是90年代以后的新疆当代文学所包含着的起源性的东西,50至80年代的新疆当代文学,则不过是它的史前史.内地巨大而激烈残酷的社会转型,与新疆这座古老村庄的沉睡的状态,在我看来,正是今天“当代文学”与“新疆当代文学”关系中需要辨析的问题之一.
不过这样,也促使我想到几十年后“重新理解文学史”的问题.我意识到,由于内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强势地位,50年代后新疆当代文学出现的内地化和风景化,应该是一种“被迫”的内地化和风景化,而并非那时作家自愿的选择.在现代文明的阶梯上,内地显然是把自己放在较高的台阶上,而把新疆放在较低、较原始的台阶上的.自近代开始的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漫长时间里,这种认识性偏见也许一直被粘黏在对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文学的认识上,在这种落后/先进、古老文明/现代文明的一边倒的认识结构中,沈苇的诗歌在进入中心视野之前也许看做是一种“风景化”的诗歌现象,这正像董立勃小说和刘亮程散文留给人们的印象一样.但能够预见的是,如果社会转型顺利过渡和最后成功,内地大部分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日益趋同化,不同省份随着地区差异缩小而发展到欧美发达国家这种高度同质化的历史阶段,那么像出现在欧美国家的话题一样,所谓“少数族裔”“地缘文化热”也许就会提上研究日程吧.到那时,“新疆当代文学”也许就不再是边缘性和微弱性的学问领域,而变成了一种所谓的“显学”了罢.在那时,沈苇、董立勃和刘亮程等的作品,也许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出“被发掘”的价值,正像90年代内地诗歌发掘出了食指,90年代文化发掘出了陈寅恪、顾准、季羡林等文化名人了罢.历史时间的钟摆,也许终将在内地社会形态高度成熟化、同质化并日益丧失文学的新鲜性和持续发展动力后,而倒向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等少数族裔文化和文学的坐标上来.今天的欧美,也许就是明日的中国.这种历史的循环,并不是非常遥远的猜想.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再次回到文章开头张钟《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对“当代文学”与“新疆当代文学”关系的叙述上来.我们想到的是,在当时社会发展的阶段上,文学史家们只能用这种压抑性的历史态度建立它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建立这种历史叙述的框架.我们所以对这种明显不公平不正确的历史叙述充满了理解和同情,是因为我们抱着历史的理解和同情,“重新理解文学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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