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方面论文例文,与史传文学对小的影响相关毕业论文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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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论文着重探讨史传文学对小说的影响,大致归纳了五点：首先是史传文学高超的叙事能力；其次是人物塑造的技法；第三是史传文学中的虚构；第四是实录的春秋笔法；最后是纪传体的叙事体例.关 键 词：史传文学；小说；影响作者简介：张莉（1985-）,汉族,籍贯：山东省济宁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小说研究.[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2）-24-0-02关于小说这一概念,《汉书·艺文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以后在讨论“小说”的概念时,大家都沿用此说.具体来看这一段话,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提出了最早写作小说的人出于“稗官”的命题.“稗官”者谁?稗官即地位相对低下的史官.余嘉锡先生的《小说家出于稗官说》[1]一文对小说家是否出于稗官的问题做了详细的考证.杨义先生曾用形象的比喻揭示了小说的由来,他说：&#

参考文献方面论文例文8220;神话和子书是小说得以发生的车之两轮,史学则是驾着这部车子奔跑的骏马.”[2]不可否认,小说是在史传文学的子宫里孕育起来的,而后又是在史传文学乳汁的哺育下渐渐走向成熟,因此,我国古典小说保留了很多史传文学的遗传基因.总的来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首先是史传文学高超的叙事能力.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评《枕中记》、《毛颖传》言道,“二篇真良史才也”；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认为唐人传奇“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明人凌云翰《剪灯新话·序》谓“昔陈鸿作《长恨传》并《东城老父传》,时人称其史才,咸推许之”.这里的“史才”,指的就是叙事能力.它最早为史传作家所看重并发展起来,这在唐以前的史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就拿《左传》来说,其叙事能力的高超,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说上》中就表达了由衷的叹服：“《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哤咕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谪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至于《史记》,其叙事水平,司马迁将其发挥到极致,张竹坡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在写人方面技巧深受司马迁影响,对的创作有深刻影响的.他在小说第一回的回评中说：“一部一百回,乃于第一回中,如一缕头发,千丝万丝,要在头上一根绳儿扎住.又如一喷壶水,要在一提起来,即一线一线,同时喷出来.今看作者,惟西门庆一人直说,他如出伯爵等人是带出,月娘、三房是直叙,别的如桂姐、玳安、玉箫、子虚、瓶儿、吴道官、天福、应宝、吴银儿、武松、武植、金莲、迎儿、敬济、来兴、来保、王婆诸色等一齐皆出,如喷壶倾水,然却是说话做事,一路有意无意,东拉西扯,便皆叙出,并非另起锅灶,重新下米,真是龙门能事.”张竹坡明确地指出《金瓶梅》的描写与“龙门文字”太史公笔法是非常相近的.其次是人物塑造的技法.传记文学和小说都要求写出人物的个性,更强调独一无二的“这一个”,司马迁在这方面曾取得了显著成绩,日本学者斋藤正谦评价说：“子长同叙智者,子房有子房风姿,陈平有陈平有风姿；同叙勇者,廉颇有廉颇面目,樊哙有樊哙面目；同叙刺客,豫让之与专诸,聂政之与荆轲,才出一语,乃觉口气各不同.《高祖本纪》见宽仁之气动于纸上,《项羽本纪》觉喑噁叱咤来薄人.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张竹坡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师法和借鉴了司马迁的这种写人的本能.张竹坡在《金瓶梅》第六十一回夹批中说：“刚写王六儿的是王六儿,接着写瓶儿的是瓶儿,再接笔写金莲的又是金莲,绝不一点差错,真是史笔.”张竹坡认为兰陵笑笑生继承了“史笔”的写人传统,也善于塑造个性化的人物.张竹坡也认为《金瓶梅》在写人的具体方法上对史传笔法也有诸多继承.如批第十三回说：“金莲、瓶儿势不得不始合者也,然作者之巧,即以花园相近作纽,使瓶儿即心眼注定金莲,全是自己心事出现,真是史迁再世.”这段评论说明,司马迁的“史笔”已被《金瓶梅》的作者融会于胸,发之为文,自然与《史记》之文相似乃尔!第三是史传文学中的虚构.史传是否可以虚构,这是一个长期争持不下的理论问题,仅就实践而言,在唐以前的史传中确实存在虚构的现象.但是历史学家虚构的基点是依据历史材料进行合理想象,钱钟书曾说：“史家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入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3]如果按钱钟书所说,没有合理的想象,写作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史书中虚构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周亮工评论司马迁《项羽本纪》描写“垓下之围”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4]第四是实录的“春秋笔法”.所谓“春秋笔法”即作者并不直接在文中流露出自己的爱憎感情,而是将自己的感情寓于对人物事件的描写讲述过程中,以收到客观真实的效果.史传文学的书写,往往秉着诚实的态度,避免为个人感情所左右.这是由史传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前人对于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如“有是事而如是书”（吴缜《新唐书纠谬·序》）；“不虚美,不隐恶”；“善恶必书,妍媸必露”等等,不胜枚举.这与前文讨论的虚构并不矛盾,史传中的虚构是合理的局部的虚构,其目的是为了达到整体的逼真的效果.这对后世小说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如张竹坡一再说《金瓶梅》对吴月娘纯用“阳秋之笔”.最后,是纪传体的叙事体例.自司马迁《史记》之后,纪传体成为我国正史书写最重要的形式.纪传体自司马迁创立,又是在司马迁手中成熟.基于此,纪传体的形式就成为了小说可资借鉴的样板.从而形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独特的叙事体例.比如司马迁写人物传记,通常都是一开篇就对人物的姓名、籍贯、家世以及外貌、性格等作简括介绍,而后是叙述其生平事迹,最后要讲到主人公的死以及其死后的家族兴衰.每篇作品都还要有一段作者的评论,用“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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