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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26年,一群年轻的诗人聚在北京,决心改变中国诗歌的去向.那时,中国处在和平时期.北伐的国民党妄图用军队的力量控制全中国,而这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纸空谈.北京漫漫的夏日是一片祥和,甚至是精彩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人们正逐渐认识到长期的内战很快就要结束了.其中一位诗人,便是离开南京不久便在北京大学担任了教授的徐志摩,还有朱湘、刘梦苇和闻一多.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为我们所熟悉,却都没有幸免于难.徐志摩搭乘的飞机在离圣山泰山不远处的济南失事,遇难身亡；朱湘纵身跃入扬子江,自溺身亡；刘梦苇早年便燃尽了生命烈焰,这也正好印证了他早年的预言,正因如此,他也常被人们忽略；影响最大的当数闻一多,他也遭到了国民党的暗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涌现出如此之多杰出的诗人.他们聚在一起,讨论着诗歌立足的根本.而之前,没有一篇伟大的诗作证明创新者们提出的理论,直到1917年,胡适在一篇非常有名的散文中提倡恢复使用“白话文”,但这篇文章却仅仅指出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文学批评家梁实秋认为,这场集会有着重大意义.“他们主张诗歌形式的重要性,尝试创造新律,改善旧律.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为诗歌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他们是首批再度引入‘纯形式’概念的人,这一概念曾经一度随着对格律的要求的升级而消失.正当我们开始怀疑是否会有一种行得通的诗歌时,闻一多引进了诗歌的概念和技巧,这些诗歌技巧模仿了其他艺术形式.他指出诗歌应当同时具备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其中,音乐美要求诗歌具备韵律和韵脚；绘画美注重词藻的色彩和风格；建筑美则关注诗歌的形式和结构.”一首具备了“三美”的诗,才算得上一首好诗.自此,人们不再那么敌视严格的形式了,而这些实践者也着手再次将中国古体诗的形式引入诗歌创作中,并且开始探究西方诗歌形式.起初他们只是慢慢地摸索着,之后便加强了引入和探究的力度和速度.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把这次革命的所有成果归功于闻一多一人,尽管徐志摩之后说道：“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可以说,这次革命的大部分成果要归功于时代精神,我们意外发现多数优秀诗人都曾留学国外.提倡诗歌形式的多数诗人曾留学于英格兰、法国和美国；那些在其作品中摆脱形式束缚的都是留学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形式在诗歌中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年轻的诗人还是拒受形式的束缚.尽管如此,形式依旧存在.在那个中国苏醒的年代里倡导形式是非常危险的,但即便潜伏着危险,对于那个时代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当时,极少数诗人能很好地运用形式.因为西方语言有着多种多样的韵律并且词汇中几乎每个词都是两个音节,与汉语不同,因此西方诗歌形式并不完全适合于汉语.梁宗岱实践了十四行诗,之后冯至虽将其用到诗歌创作中,却并无佳作.而梁所翻译的瓦雷里作品却使他一时间声名鹊起,为中法文化的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此时,这种含有若干个四行诗段的十四行诗在中国已被广为接受,而在这之前,中国民谣中早就出现过这种形式.1911年革命之后,英语对中国诗歌的影响最早.胡适博士对勃朗宁的研究和徐志摩对济慈和华兹华斯的着迷都促使了这个新时期的到来.徐志摩有着拜伦式的俊美、对新事物的独到眼光、独特的魅力和高雅.在他身上凝集了那个时代年轻诗人近乎完美的举止和胸怀,这也必然使他成为当时的领导者,之后由于这场革命在中国缺乏深厚的土壤,又必然使他沦为了这场革命失败的替罪羊.在这场文艺复兴运动的诗歌中有一种感伤情绪；这些才华横溢的诗人居然拥有这种情绪,令世人感到惊讶.冰心诗歌中有这种情绪,情有可原（她毕竟是女流之辈）；但徐乃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的毕业生,他诗歌中有感伤情绪,则无法让人谅解.说到底,徐志摩对这种最可怕的反常情绪有着某种天然的领悟能力.这里,我们只需将他的《先生!先生》同臧克家的《洋车夫》比较一下（后者逊色许多）,就能明白：哪怕徐志摩在表达对劳苦人民的最大同情之时,他也依然远远脱离了芸芸众生.这种感伤情绪曾是明清时期的诅咒,曾折磨过帝国辉煌的具有革命倾向的继承者们.随着徐志摩的逝世,中国新诗的一个小小年代走到了尽头.形式曾经被视作诗歌本身的目的,甚至被视作某种血汗的结晶,而现在,日本军队正在逼近中国北方的屏障,相比之下,诗歌形式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闻一多展示出惊人的生命力.他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坚韧和一种对野蛮进行嘲讽的才能.倘若他没有一颗完全纯洁的灵魂,这种才能会令他十分苦恼.他怀着对中国古典文化无法平息的热情从美国归来,已无心继续作画,转而大量研读中国古典著作.他告诫自己对古典文化要有自己完全独到的见解.尽管他有段时期完全着迷于儒家的道德精神,但之后由于他开始思忖国民战争,这种热情便迅速消失了.他一开始便是一个革命者,但在这之前已经完全成为了一个学者.正是这种学者的性情使他极力主张形式；正是学者的苦楚和讽刺使他创作出《红烛》和《死水》.他不能像徐志摩那样浪漫悠游地吟唱,他的朋友朱湘提到他时说：“尽管他煞费苦心、认真创作,但是没有一个人觉得他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闻一多本可以回应说,他只是想表达对贫穷和国民战争无尽的羞耻感,其他什么都不愿意写.但他选择沉默,因为他已全身心地投入到古典文学之中.
在某种意义上讲,闻一多既是最伟大又是最短命的中国现代诗人.他发起一场诗歌运动；在芝加哥的公寓里潜心总结出一套诗歌规律,并依此创作；他出版了两本薄薄的诗集；并且在东北沦陷绝望的年月里,放弃了诗歌创作,折回到对形式要求更严谨的学术领域.也许那时他已没有其他选择.他的一些诗中有一种诡异的野性,这暗示着闻一多那时已接近疯狂的边缘.这种诡异的野性在下面这个简短的选段中有所体现：
在黄昏底沉默里,
从我这荒凉的脑子里,
常迸出些古怪的思想,
不伦不类的思想；
仿佛从一座古寺前的
尘封雨渍的钟楼里,
飞出一阵猜怯的蝙蝠,
非禽非兽的小怪物.
我们能感觉到他内心是多么忧伤,不难使我们联想到那时他正处于“腐尸与蜘蛛的战争”之中,却很难使我们说清楚为什么他不再写诗.他自己说是古籍研究迫切需要他,不能在全国发生动乱时把精力集中于眼前的问题,并且他也没有时间作诗.当他创作诗歌时,他不遗余力,就像一名赛场上的运动员,奋力拼搏；当时间为他的诗歌创作贴上封条时,他又是那么优雅从容、毫不含糊并且非常慎重地永远放弃了诗歌：他无日无夜祈祷上帝的恩赐,但并非祈求上帝赐予他什么礼物,他整日研究优秀著作或与有见解的密友畅谈：他是这样一个摆脱希望和恐惧束缚的人——希望在涨涌,恐惧在退落.他虽无田产万亩却能自己做主；虽无万贯家财,内心却丰富多彩.
这段文字原本是诗歌,这里译作了散文,尽管这样会删减诗中的很多意义,但为了避免有任何误读,这样似乎更好些.他的作品颇具感染力,这源自他对劳苦大众无限的深切同情,正是这种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早期的诗人们所欠缺的同情心使他颇受瞩目.他的《心跳》好像是杜甫写的一样.他也写过一些关于破败荒芜乡村的长诗,《荒村》就是其中一首.诗中描写了岩石和峡谷,常年累月的动乱和战争,以及信念遭到践踏后的不断求索.在他的一首后期诗作中,他甚至激动地宣布放弃那曾在他非常失落时赐予他力量的信念.下面是一个孩子在夜晚的哭喊,他不惧怕黑暗,但他知道黑暗将会一直存在：
你指着太阳起誓,叫天边的凫雁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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