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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学中的言意关系的变化实际上是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哲学和文学理论中心悄然变化的深刻折射.西方传统思想秉承主客二分的传统,造成了逻各斯与言、行的分离以及从思想到声音再到文字的逻辑等差.西方现象学的兴起得以与中国原有的“立象以尽意”的命题相沟通,使得对建基于人与世界、语言与人、文学与世界诸关系上的文学言意关系的解读获得新的启悟.
关 键 词:言;象;意;生活世界;海德格尔
文学中的言意关系的探讨可以直接上溯到哲学中的言意之辨,早在中国先秦时期,经儒、道、墨、法发起论争便引发广泛关注,并由此形成了中国语言哲学的第一个高峰.魏晋时期,随着儒道合流、玄学兴起和佛学东传,王弼、欧阳建等人又掀起了以此为论题的第二次语言哲学的大讨论.由于该论题实际涉及到语言与本体、语言与认知、语言与表达、语言与价值等诸多人文社科领域的重大问题,加之中国古代诗思合一的特点,使得相关的探讨成果实际上已远远越出了哲学的范围,对中国文艺、美学等多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语言哲学的兴起和语言学转向,语言与意义的问题再一次成为多学科研究和探讨的焦点之一,使得这一传统命题在当下又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
一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对中国文艺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儒家和道家,就已经看到了“言不尽意”的矛盾.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以极端矛盾的心理,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开场白之后留下了意蕴深远的五千言文字.《庄子》一书则以大量反语、寓言、神话和意象出现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辞”,来突破语言的障碍和局限.而作为儒家六经之首的《易传》(系辞上)更首倡:“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命题,并引入“象”作为弥合言意之间巨大鸿沟的中介.有关言意、名实等问题的争论,造就了先秦语言哲学的高峰.魏晋时期,由于人物品藻之风盛行,在用语言昭示名士的内在精神气韵上再次出现了困难,由此引发了著名的“言意之辨”.向秀、郭象以道合儒,用《周易》、《论语》来阐释《庄子》;何晏、王弼援老庄释儒,以儒合道,对《周易》进行诠释.本来儒家不谈性道,专言人事;道家专谈本体,崇尚玄虚,但最终,玄虚无言的本体与具体可见的物象在双向汇通中达成了共识.汤用彤先生考察得出:“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有言有名者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而以意会者也.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1]由于“言意之辨”而导致玄学的产生——这足以见证,言意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它不仅促成了历史上儒道的第一次合流,还催生了新的哲学方法的出现.王弼继儒家“立象以尽意”的命题以及庄子“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的思想之后,进一步提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等意以象尽,象以言著.”(《周易例略明象》)至此,“言”、“象”、“意”三者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综合有效的清理:先有意后有象,象为出意而设,言为明象而立,意为根本.魏晋以后的佛学与禅宗,则把老庄以来对语言有限性的认识进一步放大,表现出对语言作用的轻慢.可以说,从总的一条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脉络来看,“意”一贯是被看作是目的和本体,“言”和“象”只是达“意”的手段.思想虽然是要通过语言才能表达或显示,但最终又要通过“忘言”、“忘象”来实现意的获得.
哲学领域中的“重意轻言”,毫无例外地影响到了传统诗学对意义的崇尚.中国东晋时陆机在《文赋》当中一句“文不逮意”的感叹,在一千多年来不断唤起世人的共鸣便是明证.唐朝时刘禹锡道出“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视刀环歌》)的苦恼,和明代时王世贞吟赏曹植的《洛神赋》时所发出的“其妙处在意而不在象”的喟叹.从作者和读者两方面都说明在中国文学中的言意关系上,“意”获得的也是空前的地位以及空前的重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言意观念的形成,相应地大致“经历了先秦以文质论为代表的‘求言内’的子学期、魏晋以言意论为主导的‘求言外’、‘感悟’立言的玄学期以及唐宋以来体现在意境说和韵味说发展过程中的‘求意外’(意分内外)的禅学期等重要历史时期的文化洗礼.”[2]从而形成与汉语朦胧性、模糊性特点相适应的中国曲线悟性的思维方式和美学追求.当然,在此过程中语言对于意蕴的创造也早在先秦便得到发现及肯定,然而就文本之意的理解来看,意义历来被视作是作者(说话者)的专利,一经表达或输入到文本当中便成为静态的、一成不变的精神实体.虽说两千多年前孟子即首创“以意逆志”的阐释学方法,注意到了读者之意,但毕竟又提出要以读者之意去追迎作者之意,以至流为汉儒名物训诂的滥觞.作为儒、道思想杂糅的《文心雕龙》也注意到了意蕴的复杂性问题,提出了“复意”、“重旨”等审美追求,但从整体上仍然将“原道”、“征圣”、“宗经”定为为文之机枢.因此儒道有关言意之争,儒家对“言以足志”的肯定及其“立言传教”的传统,与道家所持的“言无言”的态度与行“不言之教”之间,一乐观、一消极的旨趣,实可说背后有其共同的思想根源,即都缘于对意义本体的崇尚.20世纪的中国文论,伴随着激烈复杂的阶级、社会和民族矛盾,呈现出突出的社会效用和政治倾向.建国后的文论建设则在长期内受到苏联马列主义文论的影响,自苏联引进的“社会批评论”和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说以及“诗言志”的作者中心模式相结合,使得在探讨文学言意关系的问题时更是陷入到简单“过去式”的思维模式当中去了.
本文来源 http://www.sxsky.net/wenxue/030152040.html
二
西方学界从柏拉图一直到黑格尔的美学传统,一贯秉承科学认知的理性思维,从主客二分的角度去探究现象背后的本体,更将意义看作是超验的亘古不变的精神实体,语言以及形象则是表征和传达这一本体的媒介和手段.西方文学直到近代以前,其诗学理论都是以意为主.像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更是突出作者对作品意义的生成作用.可以说,影响西方文化的两大传统所持的“作者中心”的意图决定论,与中国的经学传统一样历史悠久.
20世纪以来,伴随着知识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全新革命,以欧洲大陆现象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现代哲学,一改近代哲学从主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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