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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出发,以认识论为中心的思维模式,转而赋予了语言以哲学研究的基础性地位,共同拉开了现代语言学转向的帷幕,语言与意义的问题成为多学科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多学科、跨学科性质的探讨和成果交流,使得这一传统问题呈现出全新的生命力.胡塞尔的现象学独辟蹊径,他的“意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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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研究领域,为规避以往饱受批评的“社会历史实证主义”和“作者意图”的文学批评模式,也随着对“文学性”的重视,围绕着文学自身的性质、特征及其意义的研究,使文学理论呈现出向内转的趋势.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理论相继问世,形式主义文论开始全面兴起.为保证文本意蕴的客观性,彻底纠正过去以作者为中心的意图谬误,形式主义批评力图通过文本细读法,从文学语言本身的各种修辞方法和句法结构规律去探究文本的意义.另一方面,形式主义文论为了专注于认识“客体”而排除了真正的“客体”,对文本语言做封闭性研究,从两端分别切断了文本与作者和读者的联系,也切断了与客观世界的历时态关联,不仅导致文学话语意义成为一种静态的客观实在,而且成为了一种非人化的意义实体:作品既不指一个客体,也不表现个人主体.[3]
事实上,伴随着由新批评直到后结构主义以来的这条线索的发展,文学活动的中心已经由文本不知不觉转移到了读者.英伽登关于文本未定点和空白的图式化外观说,伊瑟尔关于文本是对读者发出吁请的召唤结构,都使得读者这个过去一贯被忽视的群体开始浮出水面而面目清晰起来,并一跃成为文学生产活动中新的主体.通过与现象学联姻的解释学以及其后的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正是借助于对形式主义文论的批判而崛起,以强调“读者本位”的批评范式而主导了现代文论的方向.阐释学方法对文本意蕴的最大贡献是使得理解从传统的认识论转向了存在论,文本意蕴因为与读者的个人生命体验相结合而变得真切、鲜活起来,理解也不再是对一个既成“客体”的解读而成为历史性、时间性的构成.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读者主观任意的理解和阐释,使得文本意蕴在扩大化的同时又不得不屡屡大胆涉险.为避免解释学重新堕入心理主义的泥潭,赫施立图回到客观主义的解释上来,他特意区分了由作者的意图所决定的存在于一系列符号系统中的较为固定的文本的意义,与随同读者的前理解和阅读环境而发生改变的不确定的文本的意味.然而做这样的区分本身就缺乏所谓客观合理的尺度,只能使赫施对解释有效性的挽救归于徒劳.另一方面,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提出来的“先见”作为读者能动理解的原动力,首次成为一种肯定性的因素获准被纳入到传统本身的权威性中,读者的“期待视野”总要求与文本的“历史视界”相遇,于是对话实际成为在传统之内无冲突、断裂或矛盾的交流.正因如此,阐释学对作品的解读总倾向于对过去尤其是经典著作的分析上,通过“阐释的循环”把文本理解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从文本意蕴上消除了一切可能的断裂或矛盾.因此,解释学尽管极大地肯定了读者理解的时间性与能动性,但同时又将现、当代以及一切有矛盾和冲突的作品忽略、排除在外,以此消弭一切可能导致差异的声音,其学理上存在的保守和局限性阻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
海德格尔显然看到了胡塞尔的主体间性仍然难脱意义上的唯我论,他将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扭转成为以“在世”结构为基础的存在论意义上的解释学.意义的把握不再是通过现象的直观来获得,而是缘于在世的基本结构而对存在有所理解和领悟.“在世界中共在”将人的存在由先验性下降到一种事实性的有限层面,自我、他者在世的意义,美与真缘于人的生活实践与直接体验的开显与“去蔽”,这使得对意义的理解与领悟具有一种强烈的世界性和实践性特征.如何在已经高度抽象、繁复、系统化了的哲学语言之外将澄明之思阐述给世人,海德格尔表现出了东方式思维的倾向.在诗意的运思中,借助于荷尔德林、格奥尔格、里尔克等人的诗性语言,以及所形成的大量的诗的意象,海氏为我们很好地揭示出了一个最本原,也是充满诗意的“生活世界”;同时也揭示出意蕴的动态生成性与创造性.
三
由此反观中国传统诗论和文论中有关言意问题所得出的“兴会”、“妙悟”等等感悟范式:正是通过语言自身显、隐一体的运作,可说与不可说合一,不可说与可说之间的生成转换,使存在之真理自然得以显现.本来儒、道、禅诗学或美学中所追求的最高之境的显露——道也绝不是一种有待表达的现存者,它本身就是处于运动生成状态,生机活泼,不落言筌的.言语一旦凝固为理性或常识这类表象性的语言时,只会离道(意)越来越远.这也就是为什么庄、禅宗诗学表现出对已经高度抽象化、静态化的名相和概念的拒斥了.海德格尔后期为彻底摆脱主体形而上学,标举出“大道”(“存在”与“无”的显隐一体的运作)和“道说”(真理的揭蔽与聚集的统一),正是取道于东方思维的结果.他关于艺术作品的本质是世界(存在者整体关联的意蕴)与大地(一切存在者的非现成存在状态)的争执,诗是存在(真理)开显的场所等等,都与中国文化当中最高的存在之境(审美之境)的显露,以及经由“物象”将广大不可见、不可说的宇宙万物之整体(包含人生)的意蕴显现出来,以及越过概念直接把握到真意(境界)的前思维的无言兴会的状态是相通的.语言自身的这种揭蔽与聚集(显隐)的二重性,是缘于世界就是显隐(有与无)运作的动态整体.可以说,海德格尔关于“人——世界”融合为一的在世结构与中国古代“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是相通的,他通过“物象”对于“在场”与“不在场”的意蕴关联的揭示,为中国诗学理论中的“隐秀说”、“虚实论”等经典诗论补充和夯实了哲学上的基础,也使自古以来有关言与意之间的悖论与张力从哲学本源上得到了解释:正是广大“不可说”的构成了“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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