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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文革”结束,学界在评价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成就时,始终戴着“极左”的有色眼镜,过分抬高了带有左翼政治色彩的作家,而遮蔽掉了一些文学成就很高、不该遗忘的作家.一部文学史被严重地扭曲.诸如胡适、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就未能得到应有的肯定.当“偏见”与“偏见”撞击后,或许会产生“矫枉过正”的作用,使得我们对现代文学史的认知“回落”到客观史实上来.有人指责夏先生看待左翼作家有政治“偏见”,夏先生认为,作家只有好坏两派,没有其他派别.一部现代文学史正被不断地“重写”,这里面应该说也有夏先生“偏见”的一份功劳.
从金圣叹的一段点评谈起
本是谈当下文坛现象,却倏忽想到金圣叹评点过的两篇古文.从这两篇古文,我们可以感受到文字的神奇力量:区区数百字的一封信,却能消弭一场可能导致血肉横飞的战争.
这两篇古文,一为汉文帝《赐尉佗书》,一为尉佗《上汉文皇帝去帝号书》.汉高祖刘邦开国时,派大臣陆贾立赵佗为南越王,吕后时,佗自尊为南越武帝.“王”与“帝”一字之差,但性质完全变了.前者是皇帝任命的合法封号,后者则成了自封的不合法的与圣上平起平坐的一国之君.这还得了,这不仅是与朝廷分庭抗礼,而且是分裂国家的行为.一个国家,怎可有两个皇帝.但当时吕后临政,正忙于内部权力斗争,对远在南越的赵佗称帝的行为,无暇干预.到了汉文帝即位时,对如此分裂国家的行为,显然是不能容忍了.但如何处理这样的棘手问题,是需要智慧的.一种方式是先下达圣谕,将赵佗痛加指责,勒令他取消帝号;如果赵不听招呼,那就大兵压境,把这个自立为帝的“叛逆”铲除掉.这样的手段叫先礼后兵,最后在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中解决争端,胜者为帝.
汉文帝高明在没有采取这样的方式,而是修书一封,让陆贾赐予赵佗,同时还让陆贾携带了一些礼品――“上褚(丝绵衣服)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礼物微不足道,仅几十件衣服而已.值得称道的是汉文帝的这封《赐尉佗书》,具有撼动心魄的力量.汉文帝在信中,完全没有摆出高高在上的皇帝的威仪,用教训的口吻来指责赵佗的“叛逆”行为,而是如同父子亲人之间聊天那样,晓之以如此做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等兵戈相见,“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这位汉文帝在信中,甚至不惜放下身段,称自己出身于“侧室之子”(为汉高祖刘邦庶妻薄姬所生).也就是说,我这个皇帝也不算正宗,是因为各种因素把我推到了这个位子上,现不得不为国家履行职能.对这封信,金圣叹点评道:“文字只要从一片心地流出,便正看、侧看、横看、竖看,具有种种无数美妙,任凭后来何等才人,含毫沉思,直是临摹一笔不得也.通篇家人父子语.”只是到了信尾,用委婉的文字“稍露皇帝风力”.
这位赵佗读皇帝书后,心情如何呢?今人无法揣测,但只要看行动即可.赵佗的回信同样精彩,如金圣叹所说“心地是一片,便文字风格都是一片”.信的第一句就说“蛮夷大长老夫臣佗等”,金圣叹读此即感叹:“更不必读至下,只此八字,已去帝号矣,盖诚信感人之疾如此.”这位南越王读汉文帝信后,立即取消了自己的帝号,并给皇上献了一份厚礼:“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
行文至此,其实我想说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无论是做人,还是作文,“诚信”是何等重要.“诚信”二字,似乎人人皆知,却知易行难.做人作文皆如此.无此,做人则无友,甚至连真正的“敌人”也不会有.无此,作文则无足观:或假,或软,或苍白无血色,或“挂羊头卖狗肉”,或流于油滑,或徒剩语言狂欢等其实,这是古今中外,可以视为各类艺术创造的通则和灵魂.有了这样的灵魂贯注,文字也好,影像也好,也才能产生直达人心的力量.偏偏在这个不断产生“妄人”的时代,很多人热衷于“玩”各种帽子戏法,而把最最重要的常识弄丢了.
李白当过“诗丐”吗?
有一位50后作家,在一个文化沙龙上谈到李白的诗,虽然话不多,却让人疑云重重.且让我们“回放”一下他的话:“这个诗在当年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意义,无非是为讨一碗饭吃.今天我们看不懂的那些,但是当年对他们来说那就是白话文,他当年写诗,在茶楼或者酒楼,一定是打油诗,顺手就来的,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彻底的白话文,我们对那些诗完全不懂,但是对他们来讲一定是顺口溜,如果不是顺口溜绝对不会有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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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被记录下来,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我读后,有几点不明白,提出来就教于方家:
其一,李白的诗在当年有多大意义,这可能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学术问题,且不论,有意义或无意义,都不影响李白作为伟大的天才诗人的文学地位.但如果说,李白写诗,“无非是为讨一碗饭吃”,这就让人莫名其妙.众所周知,所谓文人著文写诗,获取稿酬、版税,在中国是近代的事.此前历史上,民间或知名文人艺术家,通过给别人写碑文或写字(书法)画画,获得润笔费,也是有的.但通过写诗来讨饭吃、讨酒喝,吾辈尚未看到过此类文字记载.文人在酒席上相互赠诗是有的,李白的诗也有很多是在喝酒时的应答之作.要不然怎会有“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说法呢?喝酒高兴了,诗兴大发,这是情动于衷而流于诗,并无什么功利因素;还有一种情况,在酒席上即兴作诗,感谢主人的盛情款待.但如果通过写诗“讨一碗饭吃”的话,写诗的时机动机就完全变了,一定是先将写好的诗呈上,通过主人的“审读”后再赐以酒饭.在李白的诗歌创作经历中,有过“诗丐”这种事情吗?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会通过写诗讨口饭吃吗?
其二,这段话称李白诗在他所处的时代“一定是打油诗、顺口溜”,不知这位作家做出如此肯定判断有何史实依据?还是虚构性的猜想?小学生都知道,打油诗和顺口溜与优秀诗歌比,是有高下、雅俗之分的.翻开《现代汉语词典》,关于“顺口溜”的解释是“民间流传的一种口头韵文,句子长短不等,纯用口语,念起来很顺口”.甭管李白的诗中,现在看是明白如话的,还是读起来有些生涩难懂的,大概都不适合称之为“顺口溜”.靠写“顺口溜”,写出一个天才的伟大诗人,此种事情在文学史上闻所未闻.请读读“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与“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谁怕谁”,尊敬的作家先生,你能读出优秀诗歌和顺口溜的区别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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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位作家断言,李白的诗在当时“如果不是顺口溜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天才出现”.对如此“绝对”,我只能无言,无知并不可怕,无知而“信口开河”确实可怕.
今天的诗人有一个庞大的群体,那么,就顺着这位作家的思路,请诗人们抡着胳膊写“顺口溜”吧,这才是通向未来天才诗人的最佳捷径呢.
让我善意地揣测一下,这位作家的本意或许是想说,“李白的诗中,今天读起来有些难懂的诗句,在他所处的时代可能是通俗易懂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其中在特殊语境下流行的字词,变得陌生而不解了,就如今天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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