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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是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产物,而作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重要主持人张之洞1893年兴办的自强学堂,是国立武汉大学的直系源头.

一、张之洞：清末“第一通晓学务之人”

清末实行学制改革,管学大臣张百熙在编制学堂章程之际,奏请添派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入京会商学务,张百熙在奏折中称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①.张之洞辞世后,四川总督赵尔巽奏请为之设祠,奏折赞誉张氏业绩,尤其强调“其生平精神所寄,尤在振兴教育,储备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需,而救当世空疏之习”②.张之洞是晚清朝野公认的重视教育、通晓教育,并为文教近代变革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

张之洞并非近代新教育的最初开创者.在近代教育“萌芽期”,张之洞尚置身局外.当19世纪60、70年代奕言斤、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大吏在北京、上海、福州、天津等地兴办各种新式学堂之际,张之洞或尚在科举应试途中,或在仕途初期,其教育实践是以学政及巡抚身份在湖北办经心书院（1870）,在四川办尊经书院（1875）,在山西办令德书院（1882）.其办学宗旨基本蹈袭传统故迹.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张之洞由清流党向洋务大吏转变,开始大力兴办新式教育.他指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有鉴于此,张氏提出“设文武学堂”、“酌改科举”、“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四项建议.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即留意于物色主持新式教育的人才,引时务入教育,改变科举制义的老套.张之洞在朝野赢得“通晓学务”的声誉,成为清末新教育“确立期”的代表人物.

光绪二十八年（1902）,管学大臣张百熙制订《钦定学堂章程》（当年为壬寅年,所颁学制称“壬寅学制”）,提出我国第一个具有近代色彩的新学制.这个学制虽参考了“欧美日本各邦成法”,其实多半取法日本.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清廷派蒙古旗人荣庆会同张百熙管理大学堂事宜.荣庆与张百熙政见不和,欲推倒《钦定学堂章程》.恰在同年六月,张之洞入京,因他“负海内重望”,“尤抱整饬学务之素志”③,故张百熙奏请张之洞参加修订学堂章程.朝廷同意加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二位管学大臣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重订学堂章程,该年十一月（1904年1月）重行颁布,这便是《奏定学堂章程》.清末新教育便根据这一章程在全国实施.因光绪二十九年为癸卯年,故称“癸卯学制”,是中国第一个经政府正式颁布后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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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不仅是“癸卯学制”的主要制订者,还是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推动者.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之洞与湖南巡抚陈宝箴联名上奏《妥议科举新章折》,吁请废除八股,“变通科举”；光绪二十九年在制订新学制的同时,张之洞又与张百熙、荣庆一起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之洞与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等会奏,“立停科举,以兴学校”.清廷遂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颁布“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的上谕.“于是沿袭千余年之科举制度,根本废除.嗣后学校日渐推广,学术思想因之变迁,此其大关键也.”④

二、张之洞在湖北的文教兴革

张之洞的教育活动是全国性的,而湖北为其主要的展开区域.早在同治六年（1867）,张之洞简放湖北学政,曾在武昌建文昌书院（后改名经心书院）.光绪十五年（1889）调补湖广总督,自此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除两次暂署两江总督、一次入京编制学堂章程外,十余年间一直督鄂,其间的教育兴革略分三个阶段：

（一）光绪十六至二十二年（1890―1896）为“书院时期”,针对当时空疏虚妄学风,改造经心书院,创办两湖书院,开始兴建新式学堂.

（二）光绪二十三至二十六年（1897―1900）为“书院改制时期”,在书院原有的经学、史学、文学之外,加入舆地、算学、格致、体操等新科目,又进一步兴建一批专科学堂,聘请外国人任教习.经改制的两湖书院已接近于新式学堂.

（三）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后为“新学制时期”.张之洞两次署理两江总督（1894年11月―1896年2月,1902年11月―12月）,在两江兴办新式学堂有成（著名者为三江师范学堂,1905年更名两江师范,此为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又力倡出洋游历,为此他于1895年7月上《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多选才俊之士,分派游历各国的建议.张之洞除主张派遣官员出洋游历外,还选派学生四十名,分赴英、法、德三国留学,意在“知外洋各国之所长”,进而“知外洋各国之可患”.

暂署两江以前,张之洞在湖北的教育活动主要是书院改制,而暂署两江阶段则转向创办新式学堂,从两江返回湖广本任后,其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游学生的计划便大规模展开.

时人评说道：“张香帅(自两江)回鄂以来,以强学为本,务令于省垣中创设武备学堂”,“张香帅以时务为学问之急需”.可见,暂署两江是张之洞文教活动近代化的重要转折,而总督湖广则是其文教兴革的展开.

三、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的兴办

同其他洋务大吏一样,张之洞创办新式教育,为的是满足洋务事业急需,故首先从方言（外语）学堂和军事学堂开始,其次便是实业学堂,普通教育尚在之后.诚如《清史稿》所说：“大抵此期设学之宗旨,专注重实用.盖其动机缘于对外.故外国语及海陆军得此期教育之主要,无学制系统之足言.”⑤

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说：

石田千里,谓之无地；愚民百万,谓之无民.不讲农工商之学,则中国地虽广,民虽众,终无解于土满人满之讥矣.

表现了对农工商等实业教育的重视.

19世纪90年代,张之洞在湖北建立的实业学堂主要有下列几所：湖北方言商务学堂（1891）,湖北算术学堂（1891）,矿业学堂和工业学堂（1892）,湖北驻东铁路学堂（1896）,湖北农务学堂（1898,此为华中农业大学前身）,湖北工艺学堂（1898,此为武汉科技大学前身）等.

此间张之洞十分重视外语人才培养,先后创办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

张之洞在设立两湖书院时,曾有续设方言、商务学堂之议.1893年11月,张之洞奏立湖北自强学堂,堂址在武昌城内铁路局旁.他阐述学堂宗旨道：

湖北地处上游,南北冲要,汉口、宜昌均为通商口岸,洋务日繁,动关大局,造就人才,似不可缓.亟应及时创设学堂,先选两湖人士,肄业其中,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以期教育成材,上备国家任使.⑥

这“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以期教育成材,上备国家任使”便是湖北自强学堂的办学宗旨.湖北自强学堂初分方言（指外国语）、格致、算学、商务四门,清末著名数学家华蘅芳曾在算学门任教,精通英国文学的辜鸿铭在方言门教英文.张之洞对这四门学科的重要性分别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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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学习泰西语言文字,为驭外之要领；格致兼通化学、重学、电学、光学等事,为众学之入门；算学乃制造之根源；商务关富强之大计.⑦

学习方言的学生须住堂肄业,其余三门学生只按月考核成绩.其后算学改归两湖书院教授,格致、商务因师资、教材都成问题,“多空谈而少实际”,只得停课,这样,自强学堂仅存方言一门,分英、法、德、俄四个语种,每一语种以30名学生为限,五年毕业,实际成为一所类似京师同文馆的外语学校.1898年,张之洞上奏折,请自强学堂开设日、英、法、德、俄五国外语.光绪二十八年（1902）管学大臣张百熙在《筹办大学堂情形豫定办法》中论及为大学豫备科的“高等学”时,特别肯定湖北自强学堂为全国翘楚：

查京外学堂,办有成效者,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最.⑧

自强学堂改组后,虽以教授方言为主,但仍兼课化学,并附译西书.张之洞于1898年5月另立湖北方言学堂（清末“方言”指外国语）,校址在武昌城内东厂口,教授英、法、德、俄、日五国语言,以及地理、历史、算术、公法、交涉等学科,以培养外交人才为目的.学生额150名,每国文字30名.学生年龄15岁至20岁.先以自强学堂学生,择其品端文优者入学.后又以普通中学毕业生升入.学制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