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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研究目的、研究策略、研究影响三方面重新考察和评估李欧梵关于都市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的研究的得与失.
关 键 词:都市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1)09-0000-02
只要对李欧梵的学术研究稍作梳理,就不难发现,从他七十年代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到八十年代的《鲁迅和他的遗产》、《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再到世纪末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性问题一直都是李欧梵关注的焦点和中心.但相较其七八十年代的文人浪漫心态研究和鲁迅研究,到了《上海摩登》一书中,李欧梵已经不再集中在一种经验式的、文本细读上的对中国现代作家的现代性关注上,而是逐渐地形成一个系统、完备的现代性理论框架,并最终将“都市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切入点.
在谈到《上海摩登》一书的创作,李欧梵曾多次提及自己在印第安纳大学任教时的同事马泰卡林内斯库及其《现代性的几张脸:先锋、颓废和媚俗》一书对自己的影响.他说,“他的这本书就成了我当年研究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但我仍觉不足,因为书中所提出的‘先锋’、‘颓废’及‘媚俗’等观念,似乎与我所了解的中国现代诗和小说不尽相合.然而书中对所谓‘现代性’的解释,却令我大开眼界,卡式认为文学和艺术上的现代性,其实是和历史上的现代性分道而驰的,前者甚至可以看作是对后者的市侩和庸俗的一种反抗”.1而从《上海摩登》一书的构架上看,这本书正是李欧梵对卡林内斯库关于文艺现代性和历史现代性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论的一次实践.
一、冲出“乡土中国”
促使李欧梵对都市文化和现代性问题进行研究的是西方基本理论著作中的一个固有观念,即现代主义作品的发生与都市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在李欧梵看来,与西方现代文学一样,滋养中国现代文学的土壤应该是都市文化,要研究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必须从都市文化出发.可偏偏在中国,自五四以来,就形成了一种乡土写作模式
“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五四’作家为了启蒙、为了改良、为了写实,所以都写了很多农村的东西等可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种文学模式并没有顾及它背后的产生环境,它的产生环境反而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半中半西的都市文化,尤其是印刷文化,只有在这里才有所谓现代性的物质生活的基础.所以研究西方现代性问题的,基本上都假定现代性是从都市里面出来的,西方几乎没有什么人研究农村.而在中国恰恰相反,这么多年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着眼点,主要以乡村为主,没有什么人重视都市.所以我就想研究一下都市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这样自然就走进了上海,走进了上海的都市文化等”2
李欧梵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受到“五四”启蒙思潮及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往往将农村题材、写实主义文学、左翼文学放在文学及文学研究的主流上.这一点和传统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评价模式大相径庭.而这就涉及到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学、在读者心中尚有一席之地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和以新感觉派为代表的都市现代派文学,到底哪个才能最好地展现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作为都市文化和现代性研究最合适的素材?
实际上,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已经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记得在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去施蛰存先生的寓所拜访他的时候,他半带自嘲式的告诉我,近来他被一帮年轻人重新发现了,并被视为‘现代主义’的开山者,真有点啼笑皆非等在他看来,三十年代的文学主流不是左翼‘革命文学’,而应是现代主义,而真正的‘革命’文学也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是现代主义中的‘先锋’文学.”3
从李欧梵的这段回忆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于施蛰存等“新感觉派”小说家的认可和支持.所以“新感觉派”的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都被纳入了李欧梵的研究视野.同时,进入其研究视野的还有“颓废”的邵洵美、“浮纨”的叶灵凤,以及常以上海小市民自许的张爱玲.在解释为何选择这六位作家时,李欧梵说:“他们非但是典型的上海城市人,而且他们的作品也极为‘城市化’――以上海为出发点和依归.我们也可以把他们看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现代主义’的始作俑者.”4这些作家生活在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中,他们笔下描绘的也是一个现代的声光电化的奇幻世界.显然,李欧梵写《上海摩登》这本书,在出发点上就是为了为施蛰存、刘呐鸥、张爱玲等人正名,打破一种他称之为“乡土中国”的评价模式,冲出官方意识形态裹挟下的“农村包围城市”模式,重新确立都市文化在中国现代性想象构建中的权威地位.
可不难想象的是,虽然李欧梵竭力对抗乡村型研究范式,但还原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历史时空,作为被广大农村包围的唯一现代化大都会――上海,在实际上也很难逃脱乡土与传统的浸染,从而难保理想的纯粹的都市现代性.而这种浸染可能会逐步侵入到上海现代性中去并成为其中并行不悖的浑然存在.
另外,值得商榷的是,即便考虑到西方现代主义所重视的都市文化背景及印刷资本主义,左翼文学和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市井文学都是三十年代文坛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说,市井文学作为一种传统的都市文学,不足以冠之以“新”.但在三十年代的上海,现代文学先锋文学和左翼文学都是在都市语境下产生的新文学,都是绘制上海地图所不可或缺的.而李欧梵却将这一与现代派文学同构的文学版图直接忽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二、西方理论的引介和文化研究
从研究策略来看,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中沿袭了他一贯的跨学科、重理论、政治性强的文化研究方法,并熟稔地引入了各种西方现代理论.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上海摩登》回顾了李欧梵以往对各种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吸收:包括卡林内斯库关于审美现代性和历史现代性的区分,安德森的“想象的社区”及哈马贝斯的“公共领域”说等等.
但李欧梵并没有落入理论的桎梏之中,在引入各种西方现代性概念描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时,他十分警惕其中的矛盾、含混之处,并尽量发觉那些不同于西方的、为中国所特有的“现代性特征”.同时,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文本资料的爬梳上,主张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通过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细读来与西方现代性理论进行对话: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不想纯用理论来探讨‘上海摩登’,而想从大量的原始资料中将之重构,这也是我这个学历史出身的文学研究者地一贯做法:从来无意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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