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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图书馆论文范例,与拨云睹青校衲史相关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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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是一句俗传之语,说的是中国各朝修撰的二十四部史书卷帙浩繁,事件人物众多,难以厘清说明白.其实,这源于南宋丞相文天祥在被俘后答复元朝丞相博罗劝降时的反问.据文天祥狱中所撰《纪年录》记述枢密院引问的情景,当时通事问他：“汝有何言?”文天祥答曰：“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博罗抓住文氏所说“天下事有兴有废”,问道：“你道有兴有废,且道盘古王到今日,是几帝几王?”用意让文天祥从盘古缕数到元世祖,这样就等于承认了元朝为当今全中国之主.不料,文天祥窥破其意,作色回答道：“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我今日非赴博学宏词科,不暇泛言.”提醒博罗,这不是科场考试而是被俘受审,十七史中所记载的朝代兴亡隆替、人事荣枯浮沉、评骘是非曲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从而不卑不亢地回避了正面作答,也对元朝表示出轻蔑的态度,驳得博罗哑口缄言.延至清代,始有二十四史之谓,因而此话也被引申为“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
以“正史”作为史籍分类,始于《隋书经籍志》,后世各朝陆续增加,至宋代定为十七史.雕板书虽唐代已肇其端,但未形成独立形态.宋代立国以后,重文轻武,雕版印刷技术得到长足发展,太宗淳化、咸平年间,诏令选官分校《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校毕分送杭州和国子监镂版,为正史刊刻之始.终有宋一代,次第校刻十七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五代史记》.明代,增加了《宋史》、《辽史》、《金史》、《元史》,称为二十一史.至清乾隆四年（1739）,下诏开雕全史,增加了《明史》、《旧唐书》、《旧五代史》,是为武英殿本《钦定二十四史》,共三千二百余卷,四千余万字.二十四史因系国家所颁修,主要以纪传为体轨,且年代相接,古今贯通,被奉为“正史”.
累世刊行的二十四史版本甚多,目录学家王绍曾撰有《二十四史版本沿革考》,讲述颇详.汇刻本约为六种,即宋绍兴本《眉山七史》、元十路儒学合刻本《十七史》、明南监本《二十一史》、明北监本《二十一史》、明汲古阁本《十七史》、清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南宋《眉山七史》所刻为南北朝七部史书,即《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虽为私家刊本,但因刊刻年代早,较多保存了史书的原貌,少有后世辗转翻刻出现的讹误,元代以后递有修版.元代官刻书首推国子监本,正史以《元十路儒学合刻本十七史》最为善本.叶德辉《书林清话》以为：“宋本以下,元本次之,然元本源出于宋,故有宋刻善本已亡而幸元本犹存胜于宋刻者.”明嘉靖年间,南京国子监以所存宋、元旧版加以补葺,刊成《二十一史》,世称“南监本”,多存宋、元旧椠原貌.后因书版残损漫漶,明万历年间,北京国子监据南监本缮写刊刻,世称“北监本”,虽行款整齐,终不如南监本近古且少讹字.明末清初,毛晋刊刻《十七史》,为私
关于图书馆论文范例
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屡被翻刻影印,流播甚广,慑于其为钦定“官本”,文网严苛记忆犹新,因此清代学者未敢轻易置喙,多采取回避态度,不得不提及时,仅以“时本”、“别本”代称,闪烁其词,不敢轻涉雷池.辛亥革命以后,开藩撤禁,学者可以畅言无忌地对殿本摘发纠谬,严加抨击.前修未密,后出更胜.整理全史,校勘辑补《二十四史》成为有识学者的共识.张元济义无反顾地担荷起此任.二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晚号涉园主人.浙江海盐人.近代著名出版家、目录版本学家、校勘学家.进士出身.积极参与戊戌变法,被革职后,被南下,1901年进入商务印书馆,致力于出版文化事业.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张元济以昌明教育为己任,锐意进取,适应时展,编印教科书和工具书,出版《汉译世界名著》,并先后主持辑印了《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丛书集成初编》、《景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大型古籍丛书,意在“为古人续命”,传播中华文化不遗余力.
张元济怀有校订《二十四史》的夙志,在《百衲本二十四史序》中他说：“长沙叶焕彬吏部语余,有清一代,提倡朴学,未能汇集善本重刻《十三经》、《二十四史》,实为一大憾事!余感其言,慨然有辑印旧本正史之意.”为此,他做了充分准备.1909年,为筹备辑印《四部丛刊》多方寻求珍本古籍时,对《二十四史》的珍贵版本也在留心搜求之列.清末四大藏书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第五代传人瞿凤起在《铁琴铜剑楼和商务印书馆》一文中曾回忆,他十二岁时张元济携孙毓修驾舟赴常造访其家,与其父瞿启甲商借瞿氏藏书,以善本相饷,依书摄影,以备《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之用.在此前后,主持馆务的张元济憾以冗务猬集,无暇兼顾《二十四史》的辑校,难以全力以赴进行这项工作.为了搜访最早、最好的底本,张元济“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每有所觏,辄影存之.后有善者,前即去.积年累月,故得有较胜之本.虽舛错疏遗仍所难免,而书贵初刻,洵足以补殿本之罅漏”.张元济曾三次出访东瀛,1928年10月15日至12月2日,张元济以中华学艺社第五次学术视察团名誉社员的身份第三次赴日出席日本学术协会第四届大会,并乘机访书.中华学艺社是留日同学于1916年在东京创设的学术团体,以昌明学术、交换知识为宗旨,与日本文教界有广泛密切的联系,其中有不少社员供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其临时总干事郑贞文即其中之一.他从1924年起担任日本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的中国委员,与日本著名汉学家和日本许多图书馆管理人员有关系.动身赴日前,由中华学艺社东京分社干事马宗荣与日本有关公私图书馆联系,张元济用半年时间做准备,从日本公私图书馆目录中事先择定所需书目,以便抵日后按图索骥,提高利用日藏图书的效率.抵日后,张元济受到日本文化学术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与东、西两京学者如内藤湖南、狩野直喜、长泽规矩也、服部宇之吉、盐谷温等往还,在静嘉堂文库、宫内省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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