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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作品相关论文范文素材,与澳大利亚文学杂志中的中国文学相关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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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讨论了澳大利亚一百年来几家重要文学杂志中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澳洲本国华人作家英文作品的介绍,以及中国文学通过何种途径进入澳洲文学杂志的.
关 键 词：澳大利亚；文学杂志；中国文学；华人作家的英文写作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1)5－0037－08
文学进入一个国家有很多途径,其中之一就是通过文学杂志.澳大利亚因为国小、人口少、远离北半球文化中心,而且向以经济为主,文学及其他为辅,对文学杂志的发展除了几家长期由政府赞助外,一般都令其自生自灭,因此文学杂志数量远不如中国多,类似中国《世界文学》和《外国文学》之类的杂志更是闻所未闻,这为中国文学进入澳大利亚增加了难度.加之澳大利亚与英国同文同种,在文化文学渊源上亲英美,近欧洲,而远离亚洲和中国,这又为中国文学进入澳大利亚增加了另一重难度.而且,澳大利亚迟至1972年才与中国建交,使得官方的文学交流长期以来几乎根本不存在,交流仅限于个人行为和个人兴趣,这为中国文学进入澳大利亚增加了第三重难度.
在这三重难度下,中国文学还是通过杂志进入了澳大利亚,改头换面地以英文出现,艰难而又稀疏地进入了另一种文字,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澳大利亚向亚洲,特别是中国全面开放的时代里,更借助澳大利亚华人作家之笔,以另一种方式向澳大利亚读者呈现.本章将以三家杂志为个案,探讨中国文学如何通过澳大利亚文学杂志进入,是否产生影响,如何为读者接受,及其演变过程.
澳大利亚的文学杂志虽不如中国量大面广,但有些杂志的历史却要比1949年建国以来的任何一家中国文学杂志悠久.靠反华起家,后来成为主要属时事性、稍含文学性的杂志《公报》(TheBulletin)于1880年1月31号出版第一期,足巨今(2007年)已有117年历史了.以墨尔本大学为依托的《米安津》(Meanjin)杂志首刊于1940年,以悉尼大学为依托的《南风》(Southerly)杂志则更早,首刊于1939年.50年代后,又出现了一直持续至今的大杂志如墨尔本的《横跨大陆》(Overland)(1954起),西澳珀斯的《西风》(Westerly)(1959起),布里斯班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AustralianLiterary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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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澳大利亚》
《诗歌澳大利亚》由格雷斯佩里(GracePerry)于1964年第一次成立,其目的是为了扶持澳大利亚诗歌人才,把杂志办成一家真正“具有国际性的”杂志.说是具有国际性,其实只具有半国际性.在其1964年～1992年的133期中,该杂志举办了多次国别特刊,几乎囊括了欧美所有重要诗歌大国,如英美法德、瑞典、加拿大、意大利、新西兰、爱尔兰、苏格兰、俄国、奥地利,也译介了东欧诸国的作品,如捷克(1969年10月),罗马尼亚和马其顿(1975年54～55期合刊),南斯拉夫(1976年58～61期合刊),甚至介绍了亚洲若干国家的诗歌作品,如朝鲜(1969年2月),日本(1970年12月),巴新几内亚(1969年12月)和希伯来诗人(1978年66期).独缺中国诗歌.这对于一家以“国际性”为己任的诗歌杂志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疏忽和缺憾.
是何原因导致如此呢不外乎这样几种原因：主编族性、编辑倾向、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诗歌在澳大利亚的不显眼地位,以及澳大利亚作为英国文化附庸国对其文学艺术产品的依赖.作为一个国家文学杂志的编辑,实际上是该国文化文学教育等的一个综合体和载体.人们不可能期望一个从小接受英式或澳式教育的白种人,把一个目的为了提携本国诗歌人才的杂志办成一个面向亚洲文学、甚至中国文学的窗口,这在自1901年起以“白澳”政策为国策,直至70年代初该政策才解体的澳大利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一篇庆祝该刊发表一百期的文章中,作者毫不隐瞒自己对外来文化的抵触情绪,盛赞该刊为了避免让过多海外作品“危险地占有杂志版面”而一期期刊载年轻诗人作品,以取得平衡的做法.尽管华人来澳早至1817年,早年来自英伦三岛的爱尔兰流放犯都模糊地知道“青山那边是中国”,19世纪末期又有写下了《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的乔治莫理循(GeeMorrison)和20世纪初为蒋介石当顾问的威廉亨利唐纳德(WilliamHenryDonald)这样两个著名的“中国通”,但澳大利亚文学界对中国文学的兴趣普遍表现迟钝和麻木.这是与自1850年淘金时代以来长期抑华贬华的制度性行为分不开的,也与澳大利亚国族意识淡薄,始终向“母亲祖国”(MotherCountry)英国看齐,拾其牙慧有关.既然已有亚瑟韦利(AhurWaley,1888～1966)的中诗英译,何必还需要自己辛苦翻译呢这种依靠舶来品欣赏中国文学的思维定势即使在今天的澳大利亚仍有很大市场.笔者就亲耳听到过这种澳洲无需翻译,只需阅读英美出版的中国文学翻译作品即可的言论.而且,由于中国文学始终未进入澳大利亚大学,只是到了1953年才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设立第一个中国文学教授职位,中国文学在澳大利亚的进入和传播就只能在很小范围内通过少数感兴趣的人来进行了.
尽管如此,中国文学还是通过杂志进入了澳大利亚这片排他的文学风景,借助的是华人之笔,采取了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以《诗歌澳大利亚》为例,其创始之初有一期(1965年12月第7期)曾介绍过几位新加坡华裔诗人的诗歌,如唐爱文(EdwinThumboo),WongMay和RaymondOngEngKong.除了诗人名字上还可依稀识别出斑驳的华人风貌外,这些诗里的中国痕迹几乎荡然无存.此后对华人诗歌的介绍也仅限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澳大利亚华人女诗人TinaChin(1971年第39期),美国华裔诗人StephenShuNingLiu(1971年第40期),澳大利亚华裔诗人KenChau(1984年第96期和1986年第103期)和加拿大华裔诗人弗雷德华(FredWah)(1986年105期).KenChau有一首诗以“Chinks”为题,含蓄地反映了生活在异国的无根状态,首句上来就是：“连根拔起,栽在陌生人家的后院/凋谢花朵的香气馥郁得很不正常.”KenChau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曾一度活跃,虽在《米安津》,《南风》和《西风》等大杂志上从未露面,但《诗歌澳大利亚》早于1984年就给读者推荐,为澳大利亚的华人英文诗歌立下了开创之功.除此之外,该刊始终与中国诗歌无缘.迟至1992年,还刊载了一首充满中国滞定型的诗歌,题为《办公室餐具柜中的中国娃娃》.
我在电子邮件和《夹克衫杂志》主编约翰特兰特(JohnTranter)提及《诗歌澳大利亚》为何从不介绍中国诗歌一事时,他是这样回答的：据他回忆,“60年代,大多数澳大利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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